以知识分子的名义——解读当代西方批评理论

批评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概念。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拙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就是一套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1999年译介到中国以来,在理论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图书馆。最近这套丛书又有5本新作问世,分别是三好将夫的《日美文化冲突》、约翰·卡洛斯·罗的《美国研究的未     

“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读钱理群《致青年朋友》

如果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秉承五四传统且身体力行者,那钱理群先生便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一个。这个深染五四遗风的鲁迅之子,多年来一直坚持用演讲同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致青年朋友》一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的演讲和书信结集。     

自杀报道中新闻话语的嬗变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媒体,正如话语理论学者梵·迪克(Van Dijk)所说,"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①话语是语言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的交汇点.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反映着社会生活,也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网络恶搞:游击战术VS战略反攻

2005年末,网络青年胡戈的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名噪一时。此后,涌现出《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等大批以颠覆性、讽刺性、无厘头、反传统为特征的网络恶搞。网络恶搞日益作为一种媒介景观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网络恶搞:反精英话语的游击战术如今,网络世界的话语权已经不是几个精英阶层的意见领袖可以随意左右     

共产党人与胡适的舆论交锋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5日,胡适回国抵达上海,7月29日回到北平,9月20日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回国,在知识分子中、在中共方面引起一些反响.胡绳于1946年8月发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为欢迎胡适先生回国而作>.文章认为,胡适是一个"有贡献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是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     

鄢烈山，杂文改变的人生

对于鄢烈山的评价,2004年的<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在将其评定为"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有过这样的定义:"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功."     

新闻修辞的策略和底线

修辞学的转向与新闻修辞 “修辞学转向”的出现是20世纪新修辞学与其它众多学科如语义学、交际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修辞学发展的无限潜能——修辞无所不在。新的修辞理论开始强调修辞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及其巨大的实用价值。修辞学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畴，将关注视角延伸至几乎无所不包的人类交际行为。修辞学转向后，开始与现实紧密相连，关注生活中各种话语的研究，出现了对广告话语、各种非真实话语的修辞研究。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信息流动形式，新闻话语理所当然也受到了修辞学家的关注。     

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的两面观

引言关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视角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鉴于“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多样性、模糊性,以及当下中国的独特语境,本文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具有公共关怀和济世精神、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承的人,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正是其主体。由于知识分子界定的多义性,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也是众说纷纭。如美国有学者认为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介的知识分子是逃避公共责任的“个体知识分子”;而早期法国话语对知识分子退出媒体却提出质疑。①在当今中国,如何看待…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公共领域"在传媒时代存在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率先提出的。哈贝马斯本人对于“公共领域”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原因是他认为在泛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趋于瓦解。本文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试图论证在泛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会趋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