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日渐倾向于否定立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而此后如何设置受贿罪的犯罪门槛,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有"概括数额+情节说"、"情节说"、"数额要素否定说"三种观点。从更好地体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等目的考虑,对于受贿罪犯罪门槛的设置,应当废弃明示、刚性的数额、情节标准,而采取隐性的方式,由司法人员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受贿的主体、行为方式、谋取的利益性质、危害后果、数额等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来考虑是否入罪;对于数额较小的受贿,在具备其他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时也应定罪。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依据但书条款,将一部分情节轻微的受贿行为作出罪处理,相应的司法观念也应当有所变化。     

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实体法理论基础是惩罚性赔偿的制裁与威慑功能理论,程序法理论基础是诉讼担当理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审慎原则和适度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法定倍数赔偿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造成后果、获利情况、经济承担能力、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责任等进行综合考量,确定相对合理的惩罚赔偿数额。     

论我国民事起诉制度

起诉是引起诉讼程序的前提。民事起诉权的行使,是人们寻求权利救济的重要措施。为了合理、有效地保障民事起诉权,本文分析了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起诉制度的措施。     

时鲜素材巧运用

(一)《工人日报》刊登文章说,云南省昆明市举行听证会,拟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为一万元奖金。近年来,频频爆出一些地方"政府重奖"之类的新闻,其奖金数额之巨大、奖励理由之奇怪,常令人惊讶不已。     

我国刑法犯罪数额分类及立法模式完善

犯罪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量,可分为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指向数额、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立法数额与司法数额。刑法上犯罪数额立法采用《国家赔偿法》模式,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国家上年度人均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有助于统一犯罪数额的标准,保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司法调解的弊端分析及完善

调解是我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之演化而来的司法调解在我国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司法实践界对案件调解率的过分追求,导致司法调解的弊端凸显,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事在必行。     

交通厅长的“高速”危机

近年来．交通厅长落马事件屡见不鲜,“道路通车,厅长落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反腐败领域的一大特点。2004年“两会”召开的前半个月,正在查处中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江苏省交通厅长章俊元被宣布免职：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因“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被立案审查．并免去其厅长职务。     

齐鲁大学“立案”研究

立案,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的特殊事件,也是教会大学改革调整的重要标志。而齐鲁大学,前身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一登州文会馆,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会在全国的十三所重点教会大学之一,同时又是山东省唯一的一所教会大学。如果自1862年狄考文设立登州文会馆算起到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学校被取消,齐鲁大学则整整存在了90年的时间．它为山东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对齐鲁大学“立案”的探究,对于我们了解这所大学的历史,明晰它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转变,以至对我们今天的高校改革与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一个贪官离奇的受贿心态

作为学者型官员，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的受贿有些与众不同。虽然受贿数额只有区区50万元，但却带有中层官员“有权受贿无权办事”的普遍特点。他对“拿企业钱”的观点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算受贿，拿钱先不办事，等别人把事办成之后自己落个顺水人情，事情不成就把钱退给人家，反正自己不出头，     

高校行政管理程序亟须规范——校方缘何屡被学生诉上法庭

近年来,学生因各种学校事务起诉校方的事件频频发生.相关法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校作为行政案件中一种特殊的被告,既应受到法律的相应约束,又应保留有一定的自主办学、特色办学空间.但鉴于目前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标准、审判原则等方面的法律规定都十分模糊,因此,亟须尽快细化、完善相关法律.同时作为屡屡成为被告的学校,亦应提高管理水平、规范行政程序,尽力避免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