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40至60年代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

20世纪40至60年代是一个激烈变动的历史时代.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冷战和第三世界某种意义上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冷战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探索.第三世界内部情况的复杂,也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提供了条件,进一步扩展了美苏冷战的范围.在美苏冷战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本期话题

圣经上说“已有之事将来必有,易行之事将来必行,太阳底下无新事”,对艺术和设计圈恒古不变又隔三差五的复古潮流,你怎么看?ike IT公司老板太阳之下无新事我认可。我是一个成年人,需要的是穿得干净整洁。你觉得穿polo衫,或者一直穿西服衬衫,或者夏天t恤短裤人字拖是复古吗?我使用c++写代码是复古吗?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我承认有非常美丽的艺术和设计,但是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需要的是把代码写得和80年代一样简洁,这样如果算复古的话,我觉得还挺有美感的。     

傅伯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管理

<正>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傅伯杰作了题为《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管理》的特邀报告。傅伯杰从什么是生态系统服务、我国生态系统的现状、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评估和情景     

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大学

本文讨论了工业化国家大学与第三世界大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 ,第三世界大学在各自国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相对于工业化国家大学而言 ,第三世界大学处于边缘地位 ,在语言、学术基础设施、科研实力、知识交流途径等方面存在着种种不利。当然 ,大学的中心与边缘地位具有相对性 ,在不同国家之间乃至在一国内部 ,也存在中心大学与边缘大学的区分。作者还对改进第三世界高等教育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     

第三世界国家“中间道路”思想的萌芽探析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段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就主张未来的中国要走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即“民生主义”道路，它开创了二战后许多亚非拉独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先河。     

侯孝贤作品与第三世界新电影的叙事策略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话语风格、反叛性的叙事立场和不断自我突破的创作生涯,所表现的精英与大众、艺术与商业的矛盾统一关系,为第三世界电影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大华语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认知绘图”式美学

作为一种立足于全球性文化大背景的文化政治模式,"认知绘图"式美学为当代文化理论创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范式,体现了詹姆逊在后现代文化理论领域的大胆开拓。作为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权威发言人,詹姆逊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了解和关注,使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化状况的并述成为可能,而这种并述也直接印证了"认知绘图"美学的全球性特征。全球性"认知绘图"式美学的理论实践有可能使传统研究领域内长期相互排斥的概念在后现代的范畴内得以合理地交汇,从而打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霸权,实现人们观念上的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历史生成:发端、依据和展现

在客观的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孕育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土壤;在世界历史的宏阔框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现了“世界观史上的变革”,进而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了理论论析和实践初探。在此深厚历史土壤和科学理论依据的有机结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紧围绕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摆脱依附性命运,不断展现、持续积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生成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倡导并奉行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指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取得了成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提出,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首次适用于处理中国和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成功地运用于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指导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取得了成功。中苏分裂后,原来主要针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摒弃,而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