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经学和史学考试

本文概述了唐代经学和史学考试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论述该制度的特点及影响,并探讨经史考试的推行与经学、史学自身学术研究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认为当经史考试能够从经学、史学的学术进步中汲取足够营养时,它就往往是相对合理和有效的;否则它就会流向形式主义,失去其信度和效度,甚至会反过来阻碍经学和史学的发展进程.唐代的经史考试虽然对普及经史知识、选拔政治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说来,它却使唐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同期的佛教和道教.     

论方玉润的“涵泳说”及其经学内蕴

涵泳是方玉润阐释《诗经》的主要方式,他主张在不拘泥于前人阐释的前提下,借鉴诠释学和修养论中的涵泳方法以推原诗人始意。在涵泳方式上,强调通过文学性的途径来体会关于教化的诗旨,使读者由“被领会”转向“主动领会”,扩大了《诗经》的情感指向,并由此构建了一套以文学为途径来诠释《诗经》诗教思想的完整的《诗》学体系,体现出文学与经学交织的特点。     

汤志钧与台湾学术界的交往及其影响

台湾“解严”前,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研究著作即遭到台湾出版商翻印,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其研究的学术市场。他还有机会在境外参加学术会议之际与台湾学者接触。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台湾学者慕名访问了汤志钧并向台湾学界介绍了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治学历程。1992年3月,他应邀担任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成为两岸直接交流以来第一位于台湾高等学校讲学的大陆历史学家,在两岸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之后,他的多种著作在台湾获得出版,促使其于1997年再度赴台讲学。据1998至2021年台湾硕博学位论文中征引汤志钧著作情况显示,汤氏整理的康有为、章太炎等史料集和他的经学史、戊戌变法研究,最受台湾学界重视。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台湾经学的领航者——屈万里先生

屈万里（1907—1979）先生为台湾知名学者,专研群经、目录版本、甲骨金石,曾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学术成绩斐然,于1972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先生执教上庠逾二十载,培育硕彦无数,尤其指导多位学生从事经典研究,后俱能任教于各大专院校,对经学研究之弘扬倡导可谓贡献卓著,堪称台湾经学之领航者。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儒学、政治与历史——龚自珍的经学之思

"今文经"是清儒在追问什么是最真最善的儒学的过程中,逐渐开辟出的一个思想空间.在这条反思的路途中,龚自珍对西汉经学的继承和弘扬没有落入壁垒森严的门户窠臼之中.他截断众流,直探本源,重新思考了儒家经典教诲的根本精神,深入揭示了儒学综汇经史、贯通天人的完整意蕴.只有超越还原主义的孤立政治史探讨和纯粹学术史进路,我们才能恰当估计龚自珍经学思想的价值.     

关于古典文学的自立问题

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赋予新的文学现象以正当性,文论家必然认真地思考过它与传统思想的关系,他们确信,这种关系一旦被建立起来,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就获得了传统思想的支持.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立",一般都是在这种方式下得到完成的.如果立足于中国独有的思想环境,就必须承认经学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尚被忽略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揭示这个关系,有可能使我们能够更具体地描写出中国文化中"个人观"的特征.     

从乾嘉朴学到唯物史观——以经学研究为例看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

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魏晋学术思想的殊途同归——从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对比的角度

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作为魏晋学术最具代表性的两支,面对需重建已崩毁的汉末解释系统的时代课题时,前者以挖掘儒学固有资源为主,后者更多借助道家之力;结果前者失败后者成功,此为两者殊途之处。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已被奠定,这一前提规定了两者是立足于振兴儒学而进行解释系统的重建;在重振儒学凝聚社会精神作用的目标上,两者都不成功;但它们重建解释系统的成果,进一步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此为两者同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