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关于祭孔问题的争议

自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从此走入所谓的经学时代（以儒学为国家统治思想）,绵延两千余年而不绝。孔子也被累世追封,从汉平帝时加封“褒成宣尼公”,到唐玄宗时加封的“文宣王”,到宋真宗时加封“至圣文宣王”,再到元武宗时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由生时自称的“从大夫之后”,一直被追封到王公的待遇。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更一度上升为大祀。后嘉靖皇帝降格为中祀,定封号为“至圣先师”。清代顺治年间一度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回“至圣先师”。康熙年间,一度拟议升大祀,后因故未实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是被西太后慈禧下诏荣升大祀,达皇家规制,与祭天、祭地、祭太庙、祭社稷一起,恩荣优渥,显赫无比。但是,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宣告终结。而伴随着帝制的终结,与帝制时代并行两千年的祭孔典礼,一时间也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备受争议。本文将围绕民国初年的祭孔问题做一论述,以为今鉴。     

《明诗》篇诗学命题之形式、内涵及经学渊源

《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诗学理论主要通过大量命题的运用而表述出来,从构成形式的角度看,本篇诗学命题主要有单句式、双句式以及多句式三种类型。这些命题的内涵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对诗歌本体之阐释、诗歌创作规律之揭示及诗歌功用之论述。《明诗》篇诗学命题的提出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思想根源是儒家经学。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崔浩与北魏经学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目标、本质及其二重性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春秋谷梁传集解》中的汉注探究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就儒家经传的诠释而言,因五经立于学官而出现所谓今古文与师法家法之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注特有的灾异说经与注重章句训诂的解经特色。而两汉《谷梁经传》诠释,既凸显了这两大特色,又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春秋》学特有的"日、月、时"例发微与浓重的伦理、礼法思想。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及动机

西汉哀帝之世,刘歆与太常博士争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此掀起了一场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历来争讼纷纭,了解其性质的关键是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动机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