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返乡”之旅——《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评介

蔡新乐的专著《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引入儒家的中庸之道,通过对中国文化中相关核心词汇的疏解与翻译,如“文”“明”“生生”等,生发思想,探索译理,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铺设新的方法论路径。本书的主要特征有三：1）参照西方文化,回归中国传统;2）利用批判思维,开辟创新空间;3）着重形上思考,兼顾形下实践。作者的治学之道对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构建也有很大启发。     

新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1949-1966)——外国文学

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历史久远,著作浩瀚,经历年代反复赓续至今。文章细致梳理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历程,从专事机构筹备成立到翻译工作实施推进,从所翻译外国文学图书版本特点到区域划分,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其间翻译的外国文学译著,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外国文学的积极心态,丰富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对新中国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诗经》施特劳斯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文化价值

1880年德国神学家、翻译家及汉学家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出版了历史上第一个以中文原文为母本《诗经》德文译本,因其文学及文化价值得到德国汉学界及文学界的高度赞扬。本文从考察施特劳斯译介《诗经》的动机入手,从翻译学视角剖析施特劳斯译本在结构、底本依据、韵律、修辞等方面的诗歌翻译策略,探索施特劳斯《诗经》译本的文化价值,并考据其在《诗经》西传德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     

论欣顿的文化翻译对李白山水诗的形象重塑

美国著名的中国古诗词及典籍翻译家欣顿深入中国山水诗的精神内核,从深层生态学视角诠释山水诗的生态智慧,力图展现山水诗的文化内涵与生态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其所声称的“文化翻译”。本论文以欣顿的李白译诗为个案研究,从形象学的视角探讨欣顿为李白山水诗建构的生态诗形象及其文本呈现,对山水诗的形象变异进行语境化分析,以剖析欣顿的文化翻译动机。欣顿的文化翻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形象重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的翻译理论建设——以黄嘉德编《翻译论集》为中心的讨论

黄嘉德编《翻译论集》是民国时期较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文集之一。然而,学界鲜少对其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其置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历史坐标中,基于内容分析,采用以点带面、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该书所折射的翻译理论观、问题意识和体系架构,以期表明民国时期翻译理论话语已然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并论证民国翻译理论文献汇编或著作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民俗文化外宣翻译研究——以石狮市民俗文化为例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不容忽视。以石狮市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为例,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来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提出完善翻译生态环境的建议,充实民俗文化翻译领域的研究,促进石狮市民俗文化的译介和传播。     

论中国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以《红楼梦》诗词英译为例

文化意象是蕴含特定联想意义与情感体验的语码,极强的文化属性决定其必然具有一定的翻译限度。文章考察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诗词翻译实例,发现文化意象处理主要采用移植、替换、浅显化等手段,导致不同程度的艺术折损。基于此,文章认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文化意象翻译应采取以“意”为先策略,坚持“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主张,加强国内外翻译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冯亦代的编译与乡情

冯亦代是从杭州后市街走出去的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出版家。1913年11月13日冯亦代出生于杭州。他啼哭着一落地就失去了母亲,是祖母把他拉扯大的。冯亦代后来回     

论数字翻译的难点及对策

在翻译中,数字翻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数字翻译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严重的还会有碍源语和目的语双方的沟通,甚至造成某方政治或利益上的损失。若想处理好数字翻译,就要了解两种语言在数字表达上的差异,掌握数字翻译的技巧。     

高校校园公示语英译现状调查分析——以某市10所高校为例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速度加快以及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大高校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各高校基本都有中英文公示语标牌,这些双语公示语标牌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校园公示语翻译不尽如人意。本调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考察,从某市高校校园公示语应用功能的角度对所调查的公示语翻译错误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翻译的建议。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大学校园的公示语翻译,为大学校园创造一个和谐的对外交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