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传统民居文化研究——第八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理论暨客家聚落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赣南师范学院与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主办,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理论暨客家聚落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18日至23日在赣州市山水大厦举行。来自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原大学、台湾联合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宜兰大学、逢甲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优化乡村聚落空间格局,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等级特征,揭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形成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90年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用地规模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其中2000—2005年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增加最明显,2005—2010年用地规模扩大最显著。②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处于非均衡发展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主体延伸和局部填充两种形式。乡村聚落密度在区域上呈现“一极两翼”的空间结构特征,关中平原地区是乡村聚落核心集聚区,银川平原—六盘山区—陇东高原、河套平原—汾河谷地—豫西盆地内乡村聚落集聚与分散趋势并存。③黄土高原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的形成受到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地形起伏度、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等是主要的自然作用力,人均粮食产量、总人口数和乡村人口比重等是关键人文驱动力。其中,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空间格局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子的影响。④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黄土高原地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的影响差异显著。自然地理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黄土高原沟壑区、土石山区和高原风沙区的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影响最为广泛,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河谷平原区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具有明显的协同增强效应,粮食生产与区位条件对灌溉农业区的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格局具有显著的协同增强效应。     

河南发现世上最古老的文字？

目前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字，是出现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楔形字，距今5000～6000年，然而，在河南贾湖发现的一些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距今却达8000年。这很可能是一个改变人类字史的世界级的发现，如果刻在那些甲壳上的，确实是一种字的话     

湘西古村镇文化景观相似性评价与聚类分析

城镇化进程存在"千城一面"问题,新型城镇化应强调自身文脉的传承,要求充分发扬地方文化特色,构建地方特色鲜明的城镇,首要任务是对区域文化特征进行识别与分区研究。将综合评价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通过从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角度构建古村镇文化景观相似性指标体系,并对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化,评价分析了湘西古村镇文化景观的相似特征,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了文化景观区划研究,将湘西地区分为侗族景观区、瑶族景观区、土家族景观区和苗族景观区,并对区域文化景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对区域规划与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畲族传统聚落形态及文化传承对策研究

村寨是反映民族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当地乡村民众的精神家园。在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地处偏远的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村落形态、文化活动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全国唯一畲族自治县——景宁县为核心的浙西南畲族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调查,现场踏看,座谈评估等方法,探究城镇化中少数民族传统聚落形态及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畲族村落由于被动式的选址,大多地处偏僻山区,"散而小";由于主动式的人居环境营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畲族山地聚落空间,文化遗产丰富;由于祖先崇拜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聚落。在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应当本着尊重历史、自然和民族文化的原则,优化村镇规划的工作模式,审慎对待村庄撤并,营造民族特色空间环境。本文对畲族传统聚落形态特征进行多视角审视与阐述,并对人居环境改造中应关注的文化传承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以期对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传统文化发挥指导作用。     

清水河文明与教育史话

本地倡议筹建教育史馆,征集资料与编辑工作不知不觉落在我的肩头,一直以为:家乡清水河,历史上是个人烟稀少、文化尤其落后的偏邦死角。两年多的史料搜集,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清水河迄今已发掘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在约4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其中岔河口"环壕聚落遗址"是黄河中上游沿岸众多酋邦与部落的中心之一。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大量境内出土文物:石刀、石斧、陶罐、元代八思巴文铜印……现存内蒙古博物院的殷商"板耳陶鬲"也出自清水河。     

基于场论的传统聚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徽州唐模为例

传统村落生态系统脆弱,在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均涉及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科学划定核心保护区和历史风貌缓冲区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试图借助经典物理学场论概念,构建徽州传统聚落场的模型,对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做出探讨。通过聚落场场源与干扰场场源之间相互做功来进行示例说明,构建敏感点,划定徽州古村落中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核心保护区及缓冲区,为格局的判定提供一定的数理依据。借助梯度势的概念,说明徽州传统聚落中聚落场等势面没有受到阻隔面的影响且垂直等势面的方向,是传统聚落空间聚落场扩散最强的方向,是未来聚落景观生态保护的主界面。     

山西沁水湘峪古堡城墙建筑技术和防御功能探析

本文以探索、细化研究山西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湘峪古堡城墙的结构、建造技术、防御功能等方面为出发点,从湘峪古堡古城墙的历史变迁,湘峪村及古堡历史概况,说明了古城墙修建的原因,并叙述了城墙的现存构造;分析了湘峪古堡古城墙的筑造材料和建造技术,及其防御功能,以期为现代建筑安全设施的规划提供参考。     

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