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写本Ф.242《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兼论写本的成书年代

本文参考李善、五臣注,揭示写本无名氏注与陆善经注亦有某种联系.又据写本确有援引颜注<汉书>、又避唐中宗李显名讳的事实,否定学界写本成书在初唐(太宗)时期说,以为当在玄宗以后.最后指出尤延之刻本参据了此写本.     

明代洪武年间翰林院作家的文风研究

明代从太祖开始,大力强调儒家理学,使之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作用得以强化.儒学对明初翰林院作家的文风起到规约作用.洪武初,翰林院的作家基本上是征召来的前元儒士;中后期才开始通过科举逐渐培养了一批翰林作家.明代初期的翰林院的组建和作家的创作为明代台阁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论苟子思想中的君、臣、民关系

苟子主性恶，法后王，隆礼义，思想颇具系统。其主要特征是主张礼治，其重要的内涵是重视君主。然苟子的尊君和法家的尊君不可视为同构，因为他根本没有离开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是从儒家的重礼出发去尊君的。他的“君道”论，“君臣关系”论，‘‘臣道’’论足以显示它与法家的说法是迥然不同的。     

千秋功过褒贬一端——从民本论与臣道观看荀子的历史命运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本上贯彻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与从道不从君的政治主张。荀子在沟通了儒家与君道的关系后,一方面使儒学成为显学,一方面也使得儒家走上了对皇权的依附道路。我们不应该全面肯定荀子,但也不能抹杀其对儒学传承所做的贡献。     

郑芝龙投明降清原因析论

郑芝龙生逢明末清初朝供更替的乱世，他先以海盗而投明，又以明之国公而降清，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1）传统观念的影响；（2）利益所驱；（3）人心世风的引导；（4）朝廷措置得当。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降清与郑芝个人的异域生活经历有相当大的关系。     

嘉靖前期改革条件的生成——明代改革新思维

嘉靖前期的改革是明代历史中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因为当时具备了推进这一改革的诸多必要条件,即：世宗的勤政和对改革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朝臣中形成了改革的中坚力量,并与世宗建立了新型的君臣关系;革新诸臣廉洁自律,团结而不结党营私,使反对者难以造谣中伤;他们具有坚定的革新精神,敢为天下先;革新诸臣具有大胆而理智的批判意识,将改革对象确定为明太祖以后１０多年的明代弊政。以上改革条件只有在嘉靖前期同时并存,它是中国古代改革史上由君臣共同参与的全面改革的典范之一。     

儒墨之間 子路之學索隱

儒墨兩家的學術淵源,一向在學術史上聚訟紛紜。本文從思維方式入手,在重新判釋墨學大義的基礎上,不僅剖析了墨學與子路一系儒學的精神聯繫,也對《論語·子路篇》的大旨作了蠡測。一般來説,子路的政事之學可以代表“舊法世傳之史”在春秋晚期的現實形態。對子路之儒這一學術史上早已失踪的學派重新勾稽索隱,無疑是超越漢宋儒學基本視野,以還原孔門經學知識體系與精神結構的必要前提。     

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

韩愈的臣道观主要来源于荀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通过“颂圣”和“罪己”,韩愈在思想主张和政治生活中积极践行“君尊臣卑”的臣道观,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韩愈臣道观中的积极因素被宋代理学家所挖掘和弘扬,成为激发他们历史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韩愈所承袭的荀、董一派的臣道观明显背离了孔孟正统,是导致其被一些宋代理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清代前期懋勤殿功能考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归纳出懋勤殿在清代前期的基本功能。因其中活动主体不同而产生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宦官执掌的贮藏功能;第二,作为由皇帝主导的召对、日讲、秋谳勾到的场所;第三,作为懋勤殿值臣的活动空间。由此可知,懋勤殿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功能复合型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