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的体系与信仰的系统——考察儒家宗教性问题的一个必要视点

儒家并非宗教,但却有宗教性。厘清儒家义理体系与古代社会信仰系统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准确理解儒家的宗教性问题。孔子"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一语,点出了儒家义理体系与社会信仰系统之相关性与异质性统一的关系。"殊归",赋予了儒学作为哲学义理体系的独立性特质,依田立克对哲学与信仰的区分,儒学是哲学而非宗教;"同途",又使儒学能够以一种"神道设教"的方式因应和切合于社会生活,具有自身内在的实践和教化意义。宗教信仰的对象包含神格与神道两面。中国古代宗教关注的重点在"神道"而非"神格"。商周文明以连续性和整体性为特征,其宗教的观念,以神性内在贯通于人及人伦之世界。经由儒家"哲学的突破",古代社会信仰系统之作为"道德的宗教"义乃得以圆成,因而可大可久,构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之超越性价值与信仰的基础。儒家哲学据古代社会既有的信仰系统以引领社会生活,故其教化之所行,于中国社会最具普遍性的意义与广泛的包容性,并赋予其信仰生活以一种强理性的特质。这是儒学之异于西方宗教与哲学之独具的特点。     

妙喻

据说柳亚子与苏曼殊一道游河，苏曼殊睹物生情，出一谜语：在娘家绿发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历尽了多少风波，经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泪洒江河。谜底为何？竹篙也。苏曼殊以此自喻，人生之苦难沧桑溢于言外。     

论苏曼殊小说的男性人物形象

苏曼殊六部小说的人物形象,表现出诸多明显的共同特征,可以用"弱水型"人物概括之。其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堪称"苏曼殊式"人物,有着明显的"弱水"性特征,呈现出严重的性别弱化和异化倾向,这和他的病态创作心理密不可分。     

论意识形态对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的影响

1903年,苏曼殊翻译了雨果的长篇巨著《悲惨世界》。但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节,并篡改情节,改变人物性格。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译作不忠实,称不上是好的译文。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为基础来分析他对原文进行改写的深刻原因,说明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重大影响。     

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

杨时上承伊洛之传,下启朱熹之闽学。杨时的理学思想相当丰富。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了在静中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在格物方面,他强调"反身而诚",穷天下之理;他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是气的主宰者,且阴阳二气的交互运动产生天地万物;他创造性的阐释了"理一分殊"与体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辨析了"天地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以及后者向前者转化的途径。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为后来理学的成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特殊性与资本批判理论的新视角——以普殊同为例

普殊同既反对现代性的抽象普遍主义,也反对过于追求具体特殊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致力于突破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凸显一种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一种具有自反性的社会批判理论。普殊同在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前提下研究现代反犹主义,将其指认为“拜物教化的反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视角及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性原则与内在批判精神,但从根本上说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总体”的理论层面,因而仍然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质。     

苏曼殊“难言之恫”新解

研究苏曼殊的“难言之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指其血统问题。结合苏曼殊悲惨的身世和痛苦的心态，并考察其作品《潮音跋》、《断鸿零雁记》等的描述，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苏曼殊的“难言之恫”是其佛心与世情，特别是恋情碰撞、纠缠而产生的无限苦痛。     

孤独者的自叙传——苏曼殊﹑郁达夫比较的一个视角

苏曼殊、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均位列名家,由于童年的身心创伤,形成孤独的性格,两人多以自己为原型,留下身世的迹痕和情感的倾向,"自叙传"是对二人比较研究的一个视角。     

《断鸿零雁记》与五四浪漫小说——以“飘零者”形象为例

<断鸿零雁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创飘零者形象,为五四浪漫小说创造飘零者形象开启先河.清高、孤独、病态、感伤成为五四浪漫派与苏曼殊精神上的共谋,五四浪漫小说中创作的飘零者形象正是在<断鸿零雁记>中继承发展的.     

湛甘泉对程、朱的批判和改造

湛甘泉对程、朱的批判和改造,主要表现在对“理、气”关系上纠正了程、朱把“理气”、“理欲”分为二事的说法,认为两者是一体的,是“心”的不同表现,而非有“轻重”、“主次”、“先后”之别,把传统理学关于“心统性情”、“体用一源”的理论,引向了心学的范畴。在“知、行”的关系上,湛氏则强调两者的统一性,于是调和并解决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与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知、行”问题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