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作者研究状况综述

《远游》是《楚辞》中较为特殊的一篇。传统观点认为它是屈原的伟大创作之一，是研究屈原思想、评价屈赋艺术成就的重要作品。然而现在流行观点认为，《远游》并不是屈原所作，从而对千百年来《楚辞》学者对这一作品的解读提出质疑。总之，作者判断是深入研究文本的门径，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回避。     

新旧中西的对立与对话--试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论争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论争中，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对立与对话又一次集中地呈现出来。整理故国运动是胡适等人对“如何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的集中思考。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试探历史剧如何对待历史真实

本文试图探讨历史剧在对待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上如何把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亚里士多德、莱辛、黑格尔等都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中国历史上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始有集中的论争，特别是吴晗和李希凡两种较具有影响的观点。本文通过分析八十年代末的历史剧《曹操与杨修》并结合史料，提出历史剧四分法：学者型、大众型、讽喻借鉴型、文人型。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向意识形态论争转化之过程——兼谈胡风的“跨界”

抗战时期,文艺理论问题已成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并关系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文艺理论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介入文艺论争。在这一过程中,胡风通过积极参与论争显示出他在左翼文艺界的特殊地位和异质性,促使文艺论争跨入了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论争,因而胡风的"跨界"逸出了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范畴。     

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

“京”“海”之争并非严格的派别论争,只是一场由沈从发难、此后也主要是他一人代表“京派”,与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之间围绕何谓“海派”、“京派”的讨论,表明双方在如何看待时代与艺术、政治与学关系方面潜隐着分歧,且在论争的两次余波中更趋明朗。李初梨的“宏论”发自肺腑,公允全面,是对“京”“海”之争、“反差不多”论争甚至30年代左翼学与自由主义学论争最好的总结。     

汉初儒、道融合与互黜新探

关于儒、道两家在汉初的融合与互黜,前人虽已多次论及,但传统的观点往往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甚至把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水火不相融,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混淆了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的界限。事实上,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儒、道两家在汉初更多地是处于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状态,这既是时代推动的结果,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而两者之间虽然也有排斥和斗争,但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的范畴。     

试谈古代文学论争的内容及其分类

根据文学论争是人和人就文学问题形成的争论,将古代文学论争的内容分为以人为中心和以文学问题为中心的争论。以文学问题为中心,可分为文学内部要素和文学与外部活动的争论。围绕它们,会出现文道、理辞之争,格调、文体、取法之争,话题、判断、方法或理念等观点之争。以人为中心,可分为个人和个人、个人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争,表现为地域、流派、宗法之争,实质就是文权之争。     

汝颍名士论争的深层蕴含

东汉末年发生了汝南、颍川名士间的一系列论争，该地区独有的地域优势、繁盛的文化格局、显赫的世家名族是产生学术思想交锋的根源。名士孔融介入汝颍论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汉末士人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以及士人们为争名求胜而相互褒贬的流弊。孔融盛赞汝南名士而贬低颍川名士另有鲜为人知的原因：借抑制曹操身边的颍川谋士发泄他对曹操政权的不满。     

两汉屈骚论争刍议 罗建胜

两汉时期由于学术思想的不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不同。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刘安、司马迁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扬雄、班固之间存在分歧;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扬雄、班固与王逸之间亦有分歧。     

中央苏区时“《孙子》罪案”论争的现代启示——兼论毛泽东继承孙子兵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

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因引用《孙子兵法》军事原则指导革命游击战争,遭到"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强烈反对,双方发生激烈论争。毛泽东曾被剥夺政治军事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据理力争,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孙子兵学传承方向明确、方法科学、步入坦途,成为构建抗日战争战略和革命战争战略的有机成分和重要部分。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到的增益文化自信、磨砺思想武器、贯彻批判精神、适应实际需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启示意义和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