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传袭”与红楼“四仆”——读红偶录之一

中华民族一向视家庭与家族为社会的基础,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族传袭＂既是人生与生命的＂绵延＂,更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在《红楼梦》中,我们随处可见曹雪芹对自己家世的追忆和感慨,这既是血缘的＂家族传袭＂,更是文化的＂家族传承＂。雪芹借焦大之口痛骂宁府,正是对造成家族衰败某一方面原因的愤激与痛惜的无意间的流露。通过赵嬷嬷与凤姐等人对话,把眼前的＂省亲＂与往日的＂接驾＂的家族记忆融合在一起。赖嬷嬷在与凤姐等人对话中,透露了曹家虽然有过昔日的显赫,但那骨子里的包衣＂情结＂依然长久地熔铸在＂家族传袭＂之中。在贾府其家族秩序由主人和以林之孝家的为代表的上等的奴仆们共同维护,形成了＂超稳定＂的家庭与家族。     

继承与发展：从战国赵邯郸故城谈是否存在“新田模式”

新田模式即东周时期晋都新田的筑城规模与形制对同时代都城建制的影响,该观点对学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国脱胎于三晋,其都城布局上一方面表现为被打上“新田模式”的烙印,但另一方面,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首都,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是战国时代多元化“筑城运动”的结果,其城市构筑也已突破了新田模式。对赵邯郸故城的布局建制加以分析,对于重新审视“新田模式”的合理性与存在性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末卜漏事变述评

宋徽宗政和五年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系当年赵宋朝廷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称之为起义或叛乱，均不甚确切，或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宋高宗时，将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的例证之一，将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定罪为“泸南开边”的祸首，虽然出于对“六贼”的义愤，但与史实不符。赵遹并非宋徽宗的宠臣，不是“六贼”的同伙，他在宋徽宗时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