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

中国史学领域里,“制度”是古已有之的词汇,而“制度史”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专史,后者的“制度”含义已与古人眼中的“制度”名同实异。古人所谓“制度”层次丰富,除圣人立制难以变动外,一般的经制与权制均可因时、因势、因事加以调整,属于人们行事的依托。近代形成的新制度观,源于西方冲击下参照西方寻求变革的需要,无论是维护清朝统治...     

浅论《通典》对《管子》的继承

在《管子》一书的接受史上,唐朝堪称显学。杜佑花36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二百卷,在其著述中广泛地征引《管子》一书的微言大义。其关于《管子》一书思想的继承在其著述的《通典》中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梳理杜佑在《通典》中对《管子》文献的征引,考察杜佑对《管子》思想精髓的继承,有益于探究《管子》通过杜佑的传承在唐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版本的缺环或历史概念的形成

中国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宋元人注)》是世界书局本的影印本。刘家和先生研究其中《春秋》部分的内容,认为它是国学整理社根据清朝《钦定春秋汇纂》编撰的。本文进一步探讨世界书局本的底本, 指出其《四书》部分是用璜川吴氏刊本,《五经》部分是用扬州鲍氏刊本,并非国学整理社所编撰。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通典》以殿本系统的书局本为底本,点校者王文锦先生等认为殿本主要根据王吴本校刻,但清人对文本颇多妄改。本文探讨殿本《通典》的底本,指出殿本主要依据李元阳本,校点本认为清人妄改的内容,实际上不过是因袭李元阳本而已,并非清人所校改。通过这两个例子,本文认为人们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因时代而变,其中既有有意识的变化,又有不可避免的误解。     

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

杜佑从发展的角度看待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对唐初民族政策的继承;安史之乱后,杜佑重新思索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主张＂严夷夏之别＂,提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边防政策,是对唐王朝所临困境的一种客观反映。     

宋版类书——《分门史志通典治原之书》

分门史志通典治原之书 十五卷 目录一卷 佚名辑 宋刻本 是书辑《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七史中的食货志、礼志、乐志、选举志、百官志（或表）、艺文志（或经籍志）、兵志、刑法志、祭祀志、舆服志、律志、、历志、五行志、天文志、地理志、     

杜佑《通典》体现的编辑思想

杜佑撰写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史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体现了杜佑的编辑思想：明确的编辑意识;独特而有创意的编辑原则;严谨求实的编辑方法。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的编辑工作来说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