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宋学、新儒学、新理学通论

本文认为 ,道学研究 ,进路多方 ,自清代以来 ,大要莫外或经学的、或史学的、或哲学的三种法门。清代经学家视道学为“宋学”(宋代经学 ) ,忽略道学实乃宋儒从经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哲学形态 ,并不等同于“宋学”。近世史学家与哲学家称道学为“新儒学”、“新儒家”,史学家认为“新儒学”的产生及传衍 ,如佛出现于世一样 ,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一大事因缘”;哲学家无论是自号“新理学”的冯友兰 ,还是诸多所谓“现代新儒家”,均不满足于“照着”道学讲的哲学史叙述方法 ,而是借助道学史料 ,运用西方传入的哲学方法 ,把道学研究推向了“中西会通”的中国哲学创作阶段。现代社会可以有多元的道学研究 ,而不可能形成一元的所谓“现代新儒家”     

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

阿城的小说以道家风范为特色而受到批评家的重视,但大家所注意到的却仅是阿城作品及道学精神的一个方面,即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都只是围绕着“恬淡超脱”的精神内涵进行论评。其实,道学精神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另一面,即“沉迷执着”。道学精神极力要超脱的是功利欲望,所执着的则是精神性“意念”。而阿城的寻根小说所反映的精神内涵恰好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他笔下的“三王”对个人的名利之类极为恬淡超脱,对自己所认定的“意念”则极为沉迷执着,这二者的结合,正是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同时也是阿城文学寻根的独特发现和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绪论

与世界上各种历史化比较，中华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受此熏陶，表现出了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民族精神。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道学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明的发展进程。但是，在长期的君主独裁统治中，它逐渐含垢蒙尘，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导致了中国经济化的衰败和科技的落后。     

N老二三事

想知道教书育人的您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是何形象吗？想知道学生和家长喜欢什么样的教师吗？想和他们交流吗？请进本刊新开栏目——沟通。     

外在之有，内在之灵－－谈中国山水画中的“三味”

中国传统山水画在演变的过程中深受道学、玄学、佛学思想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和玄学的“自然与道合一”，以及禅学中的“心造万物”等思想，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亲和性。分析、研究这三者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有利于揭示中国山水画的本质即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     

亦敌亦友两心知——朱、陆交往叙考

朱熹与陆九渊相知相交30年(1162—1192)。在理学上互为论敌，在私交上互为诤友。如何处理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两住大儒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洞悉朱、陆之间的微妙关系与是非曲直，从中获取有益的借鉴，特作叙考。     

论王安石学派的老学思想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老子”， 王安石、王雯、吕惠卿等人都注解过老子，他们解老的共同特点是授儒入老，将儒学与老子之道论结合在一起。此种结合不仅反映了王安石学派力图授引老子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宗旨，而且充分反映了宋代以后儒道合流这种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从"道学"内涵的差异看韩愈、欧阳修、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

古文以“道”为灵魂,因而“道”的涵义的丰富,亦必对古文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过程。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之主将,此三者的散文风格与其道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并深深地打上了各自道学思想的烙印。     

道学与文学融合抑或分立——曾国藩诗文理论遭遇的困境

曾国藩传接桐城派“文以载道”传统，主张“卫道”与“立言”相结合，要求“道与文兼至交尽”，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文治”的需要。但桐城文过于被“义法说”所囿，而愈显萎弱乏味的文风。曾氏强调“文”的艺术审美特质，把文学从道学束缚下解出来，倡导“道与文竞不能不离为二”。道与文分合矛盾的文学理论，是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从政与从文侧重点不同的反映，实质上是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在文学领域的再现。     

曹操思想性格形成的道学文化背景

过去学者或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或者认为他崇尚法家,还有说是杂家的,不一而足。我们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对于儒法礼教的深刻认识、思想方式和习惯与道家相近等方面重新加以探讨,指出其思想性格更多道学文化影响的因素,这与其青少年直至而立之后在道学氛围浓厚的家乡接受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训练了他的思想方式与认知习惯,使其富有智慧,以致在混乱的世界可以做到"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以后治国虽杂用儒、法家的一些观念,乃政治统治权术而已,并非真正属于他个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