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中法、检权力的博弈与平衡

新刑诉法对量刑建议采用“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打破了刑事诉讼中的传统控审模式,实践中法检关系呈现出博弈之新样态。在诉讼中,控审机关对量刑建议权的属性认知差异、法条释义的不同及诉讼理念的冲突,导致了诉讼构造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控审双方应当寻求求刑权和量刑权之平衡路径,检察机关应审慎提起抗诉,同时,扩大法官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参与度,实现“检察为主导”和“审判为中心”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调和。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检律协商机制研究

良好的检律关系对于保障司法工作良好运行,实现“保障人权”这一根本的刑事诉讼目的起着重要作用。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案件重心前移至审前阶段,对检察机关和律师提出了新要求,应重新审视检律关系。通过量刑规范化、落实检律定期会商、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探究新型检律关系的塑造,从而加强检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促成双方良好协商,更好地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推动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发展。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立法反思与展望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立法的重要议题。我国贪污受贿罪长期保持"罪名分立、量刑标准合一"的立法模式,基本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量刑标准体系,数额和情节之关系处于变动之中。面对理论界的呼吁和实践中的困境,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对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做了较大修改。尽管如此,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未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立法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立法的完善,应当重点研究和解决量刑标准分立、数额标准固守、情节标准优化以及数额与情节关系处理等问题。     

量刑建议权之理论支撑及具体设计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自1999年首次试行时,便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量刑建议权的试点实践表明,设立量刑建议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量刑建议权的设立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人权,进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完整正义.同时,量刑建议权的设立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刑事诉讼规律的要求以及公诉权的应有内涵为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将成为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量刑建议制度也应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关于量刑建议的几点思考

量刑建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向审判方关于对被告人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提出具体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证量刑合理性,促进司法公正。并且,量刑建议制度具备的效率价值对于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也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审死官

在杨一民和张建强的起诉书中,认定他们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以“受贿罪”提起起诉,而不是量刑更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就这一点来看,本次庭审并不存在刻意包庇、企图轻判足协官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