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基本构想

量刑建议制度是有着很强现实意义的制度,但当前在理论上尚缺少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致使制度的运行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量刑建议制度的原则、适用范围、提出主体等问题应当是研究、构建该制度的基石,通过对这些基本内容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得到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清晰构架,而且学界有关量刑建议的一些争议也可以不证自清。     

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的类型判断与限制——以电信网络诈骗为切入点

电信诈骗犯罪的肆意泛滥与诈骗罪司法裁判标准的不一,引发了学界关于数额加重犯类型判断的思考,并相继形成了“量刑规则说”与“加重构成说”两种观点。“量刑规则说”立足于德国刑事立法实践,认为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不存在未遂状态的观点并不可取,对“加重构成说”的指责也无法合理证立。对于诈骗罪中数额加重犯的刑事处断而言,“加重构成说”更符合刑事法治的逻辑性,也更有利于解决司法难题。当然,基于谦抑主义的立场,对于诈骗罪加重数额未遂的限制,可通过主客观两个维度展开。在客观维度上,以一般人视角对不法行为是否会对财产法益造成具体危险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在主观维度上,对于混合被害人过错的诈骗罪数额加重犯案件,在量刑上应适当轻缓。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研究——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虐待罪的修改

家长虐待小孩、老师虐待学生现象的层出不穷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虐待不仅对儿童身体造成巨大伤害,精神上更是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儿童权益的保护迫在眉睫。该文分析我国法律对儿童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虐待罪修改进行辩证分析,为完善刑法对儿童的保护提出几点建议。     

论量刑因素及其量化分析

改革量刑方法是改革刑事司法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影响量刑的主观因素及诸客观因素,从而提出了改革量刑方法的大胆设想,即:把法律规定的量刑情节,例如法定情节中的加重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等情节,以及法律规定的酌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加以定量化,在审判具体刑事案件时,把犯罪具体事实情节转换为一定的数以适应本来就是定量化的法定刑幅度,从而公正合理量刑。这种方法既适用于电子计算机操作,也适用于简单数学运算,优于目前国内使用的综合估量式量刑方法。     

受贿罪量刑问题研究——规范分析·实证研究·比较考察·本土化回归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文章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缺失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数额标准。     

量刑建议权之理论支撑及具体设计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自1999年首次试行时,便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量刑建议权的试点实践表明,设立量刑建议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量刑建议权的设立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人权,进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完整正义.同时,量刑建议权的设立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刑事诉讼规律的要求以及公诉权的应有内涵为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将成为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量刑建议制度也应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量刑改革的实践与反思——对2003年以来法院量刑改革理路的质评

量刑失衡是刑事司法领域中一个带有相当的普遍性的问题,研究量刑失衡及应对措施的目的,旨在从理论上探寻克服量刑失衡,实现量刑均衡,做到公正量刑。目前,国内外刑法理论对量刑失衡的理论认识还并不完全一致,文章结合法院系统2003年以来量刑改革实际情况,从实证的角度,对解决量刑失衡的制度探求进行了考察。     

非法出版期刊构成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情节的适用

根据国务院201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由此,非法出版期刊犯罪是指对期刊这类出版物进行非法出版、印     

论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之思考

近年我国量刑程序改革富有成效,但仍存在对量刑程序的认识、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我国应在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基础上,建构独具特色并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目前我国建构量刑程序应补的"功课"在于建立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完善量刑证据规则及量刑监督制度、建立庭前定罪量刑协商制度或者信息交换制度等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