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儒家伦理量刑观与当代伦理量刑要素法定化

传统伦理量刑将儒家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本文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家伦理量刑观,提出当代人伦量刑要素法定化主张。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思考

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议是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一种量刑建议提出方法.这种方式依赖于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正常运转.它与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在权利属性、提出阶段、主体、范围和效果都有很大的区别.完善以此种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程序应将承办人和律师发表意见环节引入有检察长列席的审委会,对检察长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和案件范围作出规定.     

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探讨

在我国,强调青少年犯罪以教育和惩办为主,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惩办为主．教育得不副凸现。这对青少年犯罪的减少不利。德国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教育保护与惩办相结合,切实保障了德国社会上青少年犯罪人数的减少。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对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刑事处罚的思考

反社会性人格者在我国不属于限制、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但其控制能力及生理指标与常人还是有区别的。反社会性人格者原则上应属于完全刑事责任,但能证明缺失的能力与他实施的行为有联系时,应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行刑应该秉着帮助其回归社会的目的,政府应该对其进行强制医疗以及必要的心理疏导。     

刑事量刑程序的理性选择

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不同的制度逻辑,两大法系适用完全不同的程序模式,但皆有其合理性。在我国量刑程序中,司法机关不公开量刑过程,有违现代程序正义的理念,也使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必须重整量刑程序,以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和无罪答辩作为定罪与量刑程序模式的基准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以此为基础设置量刑制度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控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的实用主义方法。     

浅谈量刑建议与量刑程序诉讼化

量刑适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实行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长期以来未被足够关注。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司法改革举措之一的量刑建议的试行,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量刑程序诉讼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朱元璋的用刑思想

<正>违法犯罪的种类形形色色,即使同一类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于行为人作案的目的、手段、动机的不同,由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不同,对其量刑就有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存在着极度的君主专制,但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惩治犯罪的依据,因此,如何依据法律条文对犯罪进行处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必须慎重的问题。为了使执法机关能够正确恰当地行使执法权力,依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审判,朱元璋提出了自己的用刑思想。下面这段话可以窥见朱元璋的用刑思想之根本,他曾经对执法官说:“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捶楚之下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行本生人,非求杀也,苛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可见其用刑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钦恤”二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