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阶段我国教师惩戒权理论初探

近年来师生关系日趋恶化,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教师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侵害。其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教师惩戒权的定位不清甚至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当教育民主化不断深入,学生成了人们悉心呵护的对象,其结果之一便是将矛头指向了教师惩戒,教师为维持工作而不得不变得忍气吞声。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时代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惩戒权道德层面上的需求和法律层面上的规制的呼声也愈发高涨。因此通过国家对教师惩戒权进行立法,由学校自主建立教师惩戒的监督、救济机制,并且在家长与学校达成合意的前提下提高教师行使惩戒权的能力和效果势在必行。     

美国联邦政府教师质量问责机制研究

基于"美国的未来取决于教师"的基本判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联邦层面关于教师教育的立法活动与日俱增,对教师教育的介入形式更加丰富,对教师质量的整体控制和问责力度持续加大,并相继创设了基于《高等教育法案》的教师质量年度报告机制、基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教师质量标准问责机制以及基于"力争上游计划"的教师质量结果问责机制,形成了美国联邦政府教师质量问责的"三驾马车"。借鉴美国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我国亟待建立教师质量年度报告机制,建设大规模学生学业数据库,建立教师质量经费问责机制,强化教师质量保障机制中的问责要素。     

教育问责背景下的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

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是美国最具权威性的全国性的中小学学业成就评价项目.作为一个考试系统,该评估的结构由考试主体、考试客体和考试中介三要素构成,并且按照教育研究的程序运行.自《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出台后,该评估除了评价和监督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个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协助教育问责的基本功能,并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公众参与:本科教学评估改革的争议与趋向——文献述评的视角

基于公众参与维度,从不参与到广泛参与这一变化趋势考察,关于本科教学评估改革存在基于民主管理视角、分散治理视角和整合型治理视角的三类建议。综合来看,基于整合型治理视角的改革是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又行之有效的举措。那么,在中国语境下,建立公众广泛、深入参与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就应当改革高校政府问责的机制,转向高校社会问责制。     

村民问责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组织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扮演着社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转型时期的农村公共管理,面临着各类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又集中于村干部身上。这样,怎样监管"村官"?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以村民问责制为中心的基层问责体系,可以增强村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有效约束其失范行为,达到化解基层矛盾,维护农村稳定,促进乡村发展,实现现代乡村治理的"善治"。     

传媒公众问责机制建构的五个维度

传媒公众问责制可从“激励方式、问责内容、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参与者范围”这五个维度来进行建构,其关键在于如何在每个维度的两极中找到适宜的平衡点.     

广东启动新一轮“教育问责”考核结果与任免升迂挂钩

广东地级以上市党政领导干部2009-2010年度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考核日前正式启动,考核结果将与领导干部的提拔、调整任用、奖励和责任追究挂钩。上一轮2007-2008年度考核问责的整改进展、代课教师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情况等成为本轮“问责”的重点。     

中国NGO问责及其路径

伴随公民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中国NGO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提供准公共物品的职能,因此有必要对中国NGO进行问责。文章就中国NGO问责中的"问"与"责"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出发,以捐赠者为视角,对中国NGO问责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捐赠者对中国NGO的问责属外部监督,是他律。中国NGO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他律,而且更需要自律,他律与自律的相互结合,促进中国NGO的良性运行,公益使命得到更好的倡导。     

发展和完善我国大学学术问责制的探析

正一、问题提出学术是一个大学的核心,它处于大学发展的中心位置。自大学产生之日起至今,大学的学术活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1]但是,大学在进行这些学术活动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其应尽的学术责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之一唐纳德·肯尼迪曾指出:"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2]也就     

完善我国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的立法思考

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作为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公务员引咎辞职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制度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政策性规定成为重要实施依据,需以立法形式完善《公务员法》相关规定及配套法律,明确其主体、条件、程序、引咎辞职后的人事安排、监督机制等内容,使其向程序性问责转变,并借鉴西方国家培养以责任意识、民主法制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