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术伦理问责：操作程序与执行原则

作为学术伦理规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生学术伦理问责是指相关学术组织依据学术伦理规范,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和原则,对当事研究生学术行为做出“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提出研究生学术伦理问责过程应包括受理与评估等六个阶段,并在此过程中要坚持以学术伦理价值观为终极标准等原则,以保障伦理问责作用的有效发挥.     

美国得克萨斯州结果驱动问责系统及其对我国特殊教育绩效评价的启示

特殊教育的绩效评价是衡量特殊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受到家长、学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然而至今仍面临诸多挑战。美国得克萨斯州自2019年起使用结果驱动问责系统对学校特殊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该系统的指导原则及其在特殊教育领域的指标和使用方法,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可通过制订可测且指向学生的标准、注重办学质量的提升、明确绩效评价的责任主体等进一步完善我国学校特殊教育绩效评价机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有利条件探析

中国的行政问责从2003年的非典时期开始,逐步展开并迅速深化,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所处的世界环境则为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提供了大量有利条件。本文以最广义的政府责任定义为基础,从市场经济体制、公民受教育程度、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科学化、国际竞争和交往、党和政府的重视五个方面来探析中国推行行政阀责制的有利条件。     

趋同抑或求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过去与未来

博洛尼亚进程有力推动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英国积极参与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在质量保障方面与其保持高度一致,促进了欧洲高等教育的趋同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发现,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包含科研评估、教学评估和机构审核,兼具质量改进与问责的双重功能,且表现出竞争导向、风险为本的市场问责发展趋势。在脱欧背景下,英格兰新成立的学生办公室也是高等教育国家干预与市场问责的进一步结合,并非英国的"求异"发展。英国乃至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质量保障机制面临着机构多样性与标准相似性的张力,并将受到消费者"众口难调"质量观的挑战。     

我国教育行政问责的法律文本分析与问责法制的完善

我国建立有包括问责主体、客体、内容、方式和结果的完整教育问责制度。但是缺乏异体问责;问责内容层次偏低;缺乏政治责任和道义问责;缺乏科学严密的问责程序。教育行政问责的完善需要进行法制化建设,扩大教育民主参与与监督的力度,完善问责体系与机制,使教育问责常态化、程序化。     

绩效问责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从组织回应绩效问责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为切入点探讨绩效问责与区域创新的关系,运用面向31个省级政府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尽管绩效问责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尚远远不充分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故而绩效问责的机制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地方政府的角色特征及其印象管理动机,更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

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行政问责制度在内在理念、实现机制、现实功能方面存在着相似与趋同性.积极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有助于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有助于实现两者的协调推进和优势互补.然而,两者在制度层面的整合,面临来自权力上的协调、内容上的整合和法规上的衔接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当前,推进这两者的整合,可从树立整合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度的理念,实现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两者体系上的衔接,健全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度整合的制度保障,逐步开展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度整合的改革试点这四个方面入手.     

论NCLB法案以来美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

随着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诉求不断深入,美国传统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近年来也不断重构,以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如今,联邦已通过推进问责和评价机制以及增加教育拨款,主导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进程;各州通过建立和推行州内的问责体制、学术标准和评价体系,其教育决策权和管理权得到了极大扩张;学校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来优化课程与教学;而学区却向辅助性、支援性的角色蜕变。由NCLB法案确立并广泛施行的问责和评价机制,是导致上述体制变革的直接原因。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政策范式变革初探

政策范式变革是对过去政策显著的突破。从这一视角来看,自1985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政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形成及相对稳定阶段,政策环境转化阶段,政策进一步调整阶段,新政策范式确立阶段。目前,第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已经结束,下一轮评估新政策的制定除了应结合分类指导、多元参与、综合评价等原则外,还需借鉴运用社会问责理论来构建这一新的政策范式,即基于社会问责的多元化综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