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及其定位

阳明哲学是对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子学之反动,但这种反动不是源于宋代理学之外,而是源于宋代理学之内的,甚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自身内在逻辑理路的必然发展。与朱熹理学相对,阳明哲学一直被冠为心学,心学一词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阳明哲学的特点,但也遮蔽了阳明思想的实践内容。阳明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皆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实践特征,故作者将阳明哲学的性质定位为:实践的良知之学。     

论李贽“童心说”

明代文坛总体上看是一个复古反复古的时期,从嘉靖后期开始,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李贽受阳明心学、禅学、道学思想的影响,将目光聚焦到人本身,反理学、反传统,提倡重视人之自然之本心,主张人性解放、个性自由,提出了"童心说",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着针砭时弊的作用,对后世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以邓元锡《论儒释书》为例

基于对王阳明阐发良知之说与致良知之教的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中晚明的阳明学者探讨儒释之辨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困境。一方面,阳明学派批判宋儒的儒佛之辨,驳斥宋儒完全排佛的行径,辨析佛儒之间相通之处,论辩思路有佛儒调和论的趋向。另一方面,阳明学派依旧从儒家立场出发,严格区分佛儒的界限,强调儒家正统地位,论辩思路又回归宋儒。这一论证怪圈在阳明二传弟子,江右王门的代表邓元锡所著《论儒释书》中展露无遗。通过对邓元锡《论儒释书》的分析,阐明邓元锡独特的佛儒之辨思想,结合中晚明的时代背景以及邓元锡的个人经历,揭示阳明学派佛儒调和论的发展困境。     

江西政商环境与王学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赣州、吉安比较论的视角

基于王阳明及后阳明时代的明代中后期江右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缘环境,可以将赣州归入以"新界""流民"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地缘系统,而相对应地把吉安等地归入以"族群""人缘"为主动脉的阳明学的血缘系统。赣州在阳明学的地缘系统中更多的属于"事功性地缘",与吉安等地的师承性和家承性地缘有不小区别。在后阳明时期,赣州王门显得并不那么活跃和持久,较之阳明时代,无论影响力还是辐射面都有递减之势,而吉安的情况正好相反。因其师承性、家承性的地缘文化特征,在阳明尤其后阳明时代成为全国传播和发展阳明学的中心。基于比较论的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吉、赣王门成长过程的差异性作剖析。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

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从发明新道德转向宣扬王学.此一转变,一方面受日本阳明学与大和魂精神的影响,企图建构新民以追求富强,但另一方面亦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之根基.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     

王阳明游九华山综考

王阳明于弘治十四年和正德十五年两游九华山,遍览九华之胜,与九华山儒、释、道三家人士有不同程度的交往;阳明的九华之游不仅在当地接受了以李呈祥、柯乔为代表的一批弟子,还随处题赠,留下诗歌62首;阳明弟子满足了阳明于九华山兴建书院的愿望,建立了阳明书院,并在其周围自构精舍,相互研习阳明良知之学,形成了九华山儒学兴盛的局面.     

张岱与明代心学人物

明代心学影响了一代文人张岱,从张岱的作品集中可以窥见张岱对心学的领悟与接受,在张岱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明代著名的心学人物的思想进行引用及进一步的阐释。以此可以考查张岱的哲学思想中有心学思想的成分。     

关于王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王学研究如何廓清范围及流变风貌仍是研究基础,从现代性理论出发,考察王学不仅生存在历史的语境中,而且生存于现实生活中,在当代的儒学中仍是最活跃的因素,从而作出一种现代性与历史性的理论框架的衡定.     

论阳明心学的现代学理价值

阳明心学是仁学实践论的核心内容。从主体意识之强化、仁学还原论和仁学实践论的角度，就其学术学理价值的当今世界学术的贡献做出阐述，目的在于在世界学术范围内促进“中华仁学”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精神的弘扬。     

乌江中下游地区阳明文化与佛教文化互动研究

乌江中下游地区是毗邻黔渝湘鄂等省市交接地带,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典型区域之一。晚明时期,该地域佛教文化与阳明文化和谐共处并互动发展传播,一是因为二者有着快速传播的共同文化生境;二是由于阳明心学的产生发展与佛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当前,乌江中下游地区地域文化的科学发展,必须有力推进包括佛教文化、阳明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因子的互动,坚持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走多元一体的和谐文化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