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祭文“拟韩”与“变韩”考论

欧阳修推崇韩愈,文章写作也多拟韩文。在祭文创作过程中,欧阳修常循韩愈祭文之步骤法度,将韩愈文中重叹唱、用偶、发诘问等特点悉数运用到自己的祭文创作中。欧阳修也并非一味地摹拟韩文,他始终秉持着扬弃的态度来学习和摹拟韩文,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相对而言,欧阳修祭文的散文化程度高于韩愈,唱叹力度也远大于韩愈。欧阳修祭文讲究平易叙事,简记逝者大节,对于韩愈祭文中的繁琐叙事、奇崛用语,一尽弃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欧阳修受尹洙“简而有法”古文创作风格的影响;二是欧阳修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是构成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两个方面。韩愈的儒家文化人格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政治人格要求与无人汲引、屡遭贬谪的尴尬现实相矛盾；中正平和、有益教化的道德人格要求与不平则鸣、好奇善谑的真实个性相冲突。儒家文化人格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渗透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之中。这集中表现为：批判现实、振兴儒道的慷慨之作与急躁冒进、妥协不安的诗文痕迹同在；文从字顺、高古平正的宗经作品与奇崛险怪、以文为戏的试验之作并存。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普遍共性，又使得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奇崛中见平正”的深层次特点，彰显出他个人的独特个性。     

时代、立场、动机——论韩愈汴州之乱书写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汴州发生兵变。该事变在文人和史官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因果，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立场、动机有关。韩愈基于文人相惜心态和中央本位立场回护罹难者，强调士卒杀帅的事件结果。史官则吸纳了因果叙述完整的子部小说成分，叙述了兵变的起因。藩镇兵变的书写过程体现了文史互动的复杂性。     

韩愈杂文首创成语的语言文化分析

韩愈对丰富汉语成语有重要贡献。以《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国成语大辞典》为工具书，从《韩愈全集》八卷文集中共检索出韩愈首创成语151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47篇杂文（含杂著）中的53条首创成语进行了语法、语义和文化分析，总结出韩愈杂文中首创成语的结构特点、语义变化和文化意蕴。     

韩愈治潮的思想史意义

韩愈的治潮观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经术上，韩愈坚守了先王之道与对君子固穷的信仰；政事上，韩愈推行了安民除害与尊孔兴学的善政；传承上，韩愈招揽弟子并且受祭于潮，成为一方宗师。韩愈作为潮州宋学的先驱，其治潮举措是宋学在潮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