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

南京古城下关,天妃宫静海寺内,一尊硕大的青铜大钟常常引得参观者驻足凝视。静海寺是当年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旧址,每年在这儿举行的敲钟仪式,仿佛是全市民众告别旧岁,拥抱新年的神圣典礼,更让人遐想翩翩的是,它好像一次又一次地在郑重庄严地提醒告诫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曾经的历史耻辱。     

1891—1894年欧洲大陆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探析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但国家间依然维持良好的经贸合作态势,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德国主导的1891—1894年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这股浪潮是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经贸政策从自由贸易迈向孤立、德国从贸易保护转为相对开放后,德国接棒法国领导欧洲大陆经贸关系再调整的产物。德国以协定关税为切入点,通过与欧洲诸国签订相对温和的贸易条约与协定,建构网络体系抵御贸易保护的强化。但在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经贸政治化理念下,这一协调贸易体系明显带有稳固与扩大同盟外交、孤立法国的政治底色。这导致双边贸易条约与协定体系仅短暂运行,德国亦未能卓有成效地持续领导缓和贸易保护的运动,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扩散推动欧洲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化。     

基于文本分析的国际河流信息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河流信息合作一直是比较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在国际河流谈判中会被仔细讨论并载入相关法律文件之中,因而基于国际涉水条约中信息合作条款的文本分析可以有助于揭示国际河流信息合作的特征。国际涉水条约中关于信息合作方式、合作空间、合作内容、合作频率、合作主体数量等五个维度的特征反映了目前为止国际河流信息合作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包括:普遍的实质性信息合作缺乏;信息合作的流域差异性明显;信息合作条款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多边信息合作越来越受到关注等。我国作为多数国际河流的上游国、人均水资源贫乏国和人口大国,在国际河流上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起步较晚,与邻国的水资源合作开发较少,应结合国际河流信息合作的一般趋势和我国国际河流的特点,制定信息合作策略。     

近代枫溪潮州窑的工夫茶壶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被迫开放五大通商口岸,潮州府的汕头港便是其中之一。     

《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内容不能合而为一

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第11页说：“此刻，清朝咸丰帝早已逃跑到承德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弟弟奕诉与英法侵略者议和。10月．奕诉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赔款割地，增开汉口、南京、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     

中法引渡：立法推舟

《中法引渡条约》签署的背后有着很强的政治推动力。条约的签署使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得到深化,同时也增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但是,法国政府和议会面临更迭,加上一些舆论对条约存有异议,都会给条约批准的前景增加变数     

痴心敏求汉学情——英国驻华领事金璋的甲骨缘

在近代外国驻华外交官中，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民族文化感兴趣的，确有不少。他们之中，有的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主动接触，成为“中国通”。还有的通过不懈努力和悉心钻研，成为颇有建树的汉学家。曾任英国驻天津总领事7年半之久的金璋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是早期搜集殷墟甲骨的西方人之一，在甲骨文和中国古钱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造诣，发表了不少著述。他的后半生实际上就是在浓浓的汉学氛围包裹中度过的。[第一段]     

ODA——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日本对华援助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也是中日关系近年来经过较大曲折后两国关系逐渐回暖的时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5月初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堪称“暖春之旅”的正式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继续朝好的方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