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侵植物组成与分布特征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着其独特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入侵植物已出现在拉鲁湿地，对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解其本底状况，本研究以样线法对拉鲁湿地入侵植物进行了调查，通过9条样线74个样点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拉鲁湿地共有入侵植物29种，隶属于10科25属，主要为菊科(11种)、豆科(5种)和禾本科(4种)，出现频度最高的种类依次是：苦苣菜(Sonchus oleraceus)、灰绿藜(Chenopodium glaucum)、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从入侵等级来看，具有明显入侵性的物种有13种，包括4种恶性入侵物种和9种严重入侵物种；拉鲁湿地外来入侵植物区系在属的水平上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美洲起源的植物占据主要优势。拉鲁湿地主要有8种生境，已在其中6种生境中发现入侵植物，人工林生境发现的入侵植物种类高达26种。     

多元一体进程中边地土司的国家认同——以云南省维西县寿国寺女千总授封图为例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互动融合中形成的，边地土司对于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是这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逐渐趋于稳定，国家权力随着清王朝力量的增强而逐渐深入社会基层，加之教化政策下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浸润到少数民族地区，边地土司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从强制到自愿、外在约束到内化的过程，民族地区逐渐整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康普乡寿国寺的“女千总授封”壁画以象征与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描绘了雍正五年（1727）清王朝授封康普女千总禾娘的场景，折射出边地土司的国家认同。在清初云南与中原地区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土司国家认同的产生不仅源自于土司制度下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在与中原文化的长期互动中，边地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渐内化与增强，国家认同成为边地土司的主动选择。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存废问题研究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仍是事实上的存在。对此，民国学界既否定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主张改土不急，办理从宜。民国中央政府虽不允土司承袭，但地方政府多行实用主义，授土司区乡保长之职。整个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政策呈现出不系统、不规范，无序化的现象。旧制废除了，但改革土制的正确途径却没有找到。土司仍为世官，土民仍为世民，各屯土各行其是。     

谁为土司写史：近年来元代土司史研究述论

土司制度是土司研究中的核心，其在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制度创立于元朝，不过关于元代土司，大多史书上的记载显得模糊和简略。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关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趋势是开始反思以往研究的不足，回归原始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学者对于元代土司的研究，聚焦于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元代土司的个案研究、“土司学”以及元代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思想等方面。     

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推行，是中央王朝在文化领域推行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清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了科举制度推行的区域，丰富和发展了科举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让科举制度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考虑工作连续性的重复性项目鲁棒调度优化

重复性项目经常受到不确定性事件的干扰而遭受工期延误和费用损失，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考虑重复性项目工作连续性要求，研究其鲁棒调度优化问题。首先，根据工作连续性要求，结合时间缓冲设计适合重复性项目特点的鲁棒优化指标并建立鲁棒优化模型，提出适合重复性项目特点的时间缓冲计算方法和分配方式，在保证进度计划解鲁棒性最大化的同时提高质鲁棒性，并以某高速公路工程为例，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分析鲁棒优化模型的效果。结果表明：鲁棒优化模型非常适合工作连续情况的重复性项目，能够在保持工序连续性的同时，在工序之间合理地添加分散缓冲和项目缓冲，从而有效提高进度计划的解鲁棒性和质鲁棒性，可以帮助重复性项目管理者构建一个适合项目特点且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进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