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黄宗羲《柳敬亭传》的写作意图

黄宗羲《柳敬亭传》的主旨,既非颂扬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更不是表彰柳敬亭的“民族气节”或“爱国情操”;黄传的深层意蕴,在于通过柳敬亭的一生遭迹,写出自己作为亡明遗民的怀念与怅恨。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人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史学界有一传统的看法:即1840鸦片战争。而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已产生。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应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的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民主思想。一、思想史阶段划分标准的思考。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首先要明确思想史阶段的划     

会通政制、引古筹今：何谓历史政治制度学——纪念杜佑《通典》成书1220周年

历史政治制度学可谓历史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下政治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是其兴起的一个背景渊源。会通政制、引古筹今,既是历史政治制度学的核心内涵、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政治学的鲜明特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杜佑的《通典》都是古代历史政治制度学的典范。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的南宋浙东史学派是古代最早的一个历史政治制度学流派。在近现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历史政治制度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数据技术的背景下政治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组织学等多学科融合,是当下历史政治制度学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它既有扎实丰厚的学科史基础与充足的合理性,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黄宗羲法制思想探微

黄宗羲的法制思想,一方面指陈和批判了专制制度下“一家之法”的种种弊端,弊端之大是保护君王一人一姓之私,成为君王专制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对“天下之法”进行了精心的构想和设计,指出真正的法律应兴“公利”、除“公害”,保护天下人的利益。黄宗羲无论是对传统法律的反思与批判,还是对新法的设计与构想,都闪烁着深刻的智慧和耀眼的光芒,散发着近现代的气息。     

试论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之历史地位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黄宗羲把社会的种种弊端,集中于封建君主专制.而他在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从政治、经济、法制和军事等方面设想了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形态.对于这些深邃思考的政治思想史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历史课中的错别字

在历史教学中常会遇到学生写错别字，如把“威胁”写“危胁”或“危协”，把“统治”写成“统制”，把“袁世凯”写成“袁土墩”，把“片面”写成“偏面”，把“资政新篇”写成“资政新编”，把“黄宗羲”、“王羲之”写成“黄宗曦”、“王曦之”，把“辛亥革命”写成“新亥革命”，把“洪仁歼”写成“洪仁轩”，把“镇压”写成“振压”，把“导致”写成“导制”或“导至”，把“遵义”写成“尊义”、“尊议”，把耦犁、曲辕犁、伊犁的“犁”写成“梨”，等等。     

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曾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莫难返之害。”即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加受商人的一层盘剥；历史上的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大丈夫行事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     

风雨藏书楼：天一阁与黄宗羲的渊源

天一阁及其藏书在严格的族规及范钦子孙的呵护下,很好地留存下来,直到范钦死后一百五十年,第一个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才出现,那就是学者黄宗羲。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藏书家,黄宗羲的父亲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黄宗羲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范氏后人对其颇为仰慕。黄宗羲一生爱书,凡是见到珍善及未有之书,皆亲手抄录收藏。六十三岁那年,他有幸登上了天一阁,仔细浏览了前期的档案、地方志,从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风貌,由此也注意到了浙江东部商业文明的萌芽,若干年后,提出了“工商皆誉’的著名理论,最终成为浙江商业文明的理论启蒙者,其影响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