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淮南道农业商品化

唐代淮南道农业得到了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农业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不仅表现在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销售和农产品的技术加工业方面,而且表现在茶叶、甘蔗、桑、麻、蔬菜、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虽然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商品发展水平和商品化转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代表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意义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乡村振兴战略下考虑生态环境效应的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研究

研究选取2009—2015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SE-SBM模型对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测度,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其驱动因素估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东中西区域效率差异较为明显,纯技术效率是制约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不断提升的主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教育水平与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有显著的关系,而城镇化水平、金融环境与产业结构均对农业创新系统的影响并不显著。     

立足临沧实际 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临沧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型农业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有一定的地理特殊性。所以,发展现代农业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立足临沧实际。     

对农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目前，我国对农投资数量少、效益差的问题相当突出，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农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加强生态建设、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大农村教育、科技投入，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     

加入WTO对河南农业发展的影响

“入世”能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将面临国外农产品的竞争。河南农业“入世”后，应着力突出比较优势，增强比较效益，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抓住机遇。     

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技的心理分析及其促进对策

农民采用科学技术过程是指农民从获得科学技术信息到最终采用的心理、行为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认识、感兴趣、评价、试用和采用五个心理阶段，推动这个过程进程的力量就是农业推广。搞好农业推广必须分析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心理特点。我国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心理特点表现有10种心理：安贫心理、依赖心理、自卑心理、迫切心理、农本心理、自给心理、守旧心理、求稳心理、从众心理、现实心理。促进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应在把握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心理特点的基础上，选择如下相应对策；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科技致富意识；增强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信心；培育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本领；创造贫困地区农民采用科学技术的良好外部条件。     

“农进渔退”:清末以来鄱阳湖区水旱灾情的历史考察

渔业曾经是鄱阳湖区主导产业,明清以来圩堤围垦促进了湖区农业发展,鄱阳湖区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农进渔退"成为近世以来鄱阳湖区及中国大湖区域开发利用的普遍形式。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农进渔退引发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系统的逆向演替,破坏了湖区的生态环境,农进渔退诱发水旱灾害发生及频发加剧,致使湖区水旱灾害日趋严重。"农进渔退"给湖区造成了巨大灾情,阻碍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对策研究

农业科技创新对建设现代化农业、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劲动力。以山东省为例,本文阐述了我国省级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我国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新思路与举措。     

虚拟产业群与我国农业产业化模式新探索

本文在对现有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信息化和虚拟经济的新发展,借鉴欧盟EU’S ALFA资助研究的COSME（中小企业协作网络系统项目）的虚拟商务框架模型,提出了以IT技术为基础的新农商会作为交易平台的虚拟产业群模式,遵循“动态＋柔性”的原则,通过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后发优势。     

Institutionalizing end-user demand steering in agricultural R&D: Farmer levy funding of R&D in The Netherland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mand-driven modes of working in the R&D planning process and reveal possible weakness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a system of collective R&D funding by farme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end-us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aise issues that lead to R&D, queries are influenced by several actors in the R&D planning proces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do not adequately reflect farmers’ innovation needs. Conclusions are that more emphasis is required on joint demand articul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end-us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o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R&D funding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adopt a more inclusive view on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