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休闲哲学与体育休闲观

在对休闲概念再认识的基础上,归纳出儒家休闲哲学中"乐"的丰富思想内涵,指出儒家休闲哲学视野下构建体育休闲观的主要特征。"仁乐"中的"仁"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念,而"乐"则要符合这一政治理念的要求。体育休闲应当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建设,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最大的"仁"发挥积极作用。"道乐",即"中庸之乐"的思想为现代体育休闲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体育休闲应当坚持"乐而不流"、"乐而有度"的价值取向。"善乐"是有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乐"。体育休闲在"善与恶"、"美与丑"、"圣与俗"、"真与假"等价值体系中只有选择正价值,排除负价值,才能实现体育休闲的真正价值。"自乐"是儒家"乐"的最高层次,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享受和主客体相融的审美体验。体育休闲中,人们应当抛弃各种私心杂念,排除各种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休闲行为之中,达到人与运动融为一体的最佳状态,从而获得休闲,增进健康,完善自我。     

试论中国古代儒道家哲学思想对太极拳的影响

太极拳是一种哲拳,它集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以阴阳对立统一、动静相合、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辩证思想为主线,吸收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仁爱礼乐"的哲学思想,并以道家的"道论"、"气论"、"反者道之动"等作为太极拳思想认识论的理论根基和重要原则,共同构建了太极拳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关系,对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拓宽太极拳研究领域,构建太极拳体系框架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儒家视野观照健身气功与和谐社会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从儒家视野出发,对健身气功与和谐社会进行观照。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也是现代文明的价值目标。和谐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哲学范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各种人类活动对人类、对自然、对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工业文明带来的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问题也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课题。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运用儒家宝贵的和谐思想对健身气功、社会和谐等问题进行审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生命思想对体育教学的启示

当前体育教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命异化现象,可以从儒家的生命思想中获得改革发展的启示.借鉴儒家“立德养性”的生命观,突显体育课程的生命价值意义;借鉴“仁爱”思想,达到完善学生人格、促进教师发展的目的;借鉴儒家的养生观,加强体育课中的理论指导,凸显其为生命健康服务的宗旨;借鉴儒家的生死观,不断调适师生双方的心态,帮助其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孔子与《周易》、《六经》的关系

《易》是“六经之首”。孔子的学说正是从《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逐渐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六经”构成了孔子学说的完整系统,我们必须把“六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从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孔子的学说体系,才有可能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孔子形象;在“六经”之中,各经都有其偏重之处,《周易》是其哲学总纲,《礼经》《乐经》《尚书》《春秋》是礼乐刑政的原则表述,《诗经》则是各个方面的综合体现。     

论中国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儒家思想在众多的中国哲学思想中脱颖而出,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从而转化为国家意识,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就是儒家思想具有与封建制度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及王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使得统治阶级选择了儒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改造,象征建构,制度设计,思想渗透从而与现实政权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经过统治阶级一系列有意的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儒家思想最终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的运行法则,影响整个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确立其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     

姚鼐辞官原因新探

姚鼐辞官是其一生中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关于他辞官的真正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联系到姚鼐辞官前后的学术思想、言行以及在诗文作品中流露的心迹,可以认为,姚鼐辞官的主要原因是鉴于当时学术界和文坛的实际状况,决心自立门派,振兴古文,弘扬程朱理学.     

儒家"经世"与王安石的"致用"

儒家的"经世"基于"知我者其天乎"的强烈信念,"致用"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使命感的体现.但是在封建的官僚制度运行中,"经世致用"实际上的运作与实践经历了极为不幸的命运.本文以王安石为例,剖析其与"经世"思想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试图对儒家经世思想发展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时段作一个浅显研究.     

儒学人本思想新论

儒学中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本思想,其中“仁”为人本观念,“义”为人文理想,“礼”为操作程规。儒学人本思想在人文与天文、人性与兽性、人道与神道的对照中显现出来,理论上表现为抽象人本主义,目标上表现为理想人本主义,实践操作上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表现为异化的人本主义。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