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原及其文献学论著

通过对陈登原生平及其文献学论著——《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天一阁藏书考》和《古今典籍聚散考》的介绍，总结陈登原在《旧五代史》考证、天一阁藏书文化和中国文献史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揭示其关于典籍聚散思想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程，反映其文献学论著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周易集注》的早期版本

明代来知德在易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易学以《周易集注》为主。但此书版本情况比较混乱。据可见文献与现存版本可知,其书初刻于郭子章,在郭本之后形成张惟任虎林系统、史念冲刻本系统和刘安刘删芟系统。这三个系统即是来氏《易集》的早期版本。史念冲本不见翻刻,其他二系统则流衍较广。郭子章本今已不见,但张惟任本直承郭本而来,于众本中刊刻时间最早又未经删芟,因而其重要性显然易见。其他二系统亦较早,故极具校勘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师陀创作——以《果园城记》为例

师陀在他的《果园城记》中,自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深切关怀。小说中表现出对女性与自然同一性的关注,批判了父权制文化下女性"他者化"的现象,展示出女性自我觉醒的受挫,企图构建一种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新型和谐关系,呈现出作家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粤西士人的“君子之仕行”述论——“粤西士人研究”之五

粤西士人值得称贤的为官品行,其一为律己之廉,贫穷地区的为官生活,既艰苦,但更要廉洁。其二为莅政之公,治理边疆注重“功化”。其三为恤民之仁,作官就是为民。其四为体国之忠,为国尽忠时刻张扬忠鲠性格。正因为秉承如此精神理想处世行事,他们也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永久的记忆。     

英美意象派诗歌与胡适的《谈新诗》——兼论胡适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偏取及成效

由于胡适在其著述中并没有确认新诗理论与意象派诗歌的渊源关系（只承认两者有相似之处）,其《谈新诗》中的诗学主张也并没有与意象派的＂六条＂完全对应,因此,关于胡适的新诗是否受到意象派诗歌的影响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根源大概在于对胡适受西方诗歌资源影响的程度及胡适接受影响的方式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其实胡适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接受是偏取的和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这种偏取的接受方式服务于其白话诗（新诗）创建的阶段性任务,符合胡适对中西诗歌发展历程的认识以及对中西文学传统进行会通的目的。对西方诗歌资源进行偏取的客观事实,可能正是胡适没有直接承认其新诗理论（甚至可以扩大到胡适文学思想的全部）受到某个具体文学流派影响的原因。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三秦版《随园诗话》译文校订补正

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的《随园诗话》,译文不但内容差错很多,文字质量也不高,明显的错别字、漏字、衍字也很多,不仅违背袁枚原意,而且严重误导读者。其错误大致是译者不具备必要的语言文字基础与文史知识,未读懂原文,乱译一气造成的。     

论柳永词对苏轼的启示和影响

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其实,柳永的词作曾经启发和影响了苏轼的词创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赋式的铺叙范式、鲜明的主体意识、通俗性的题材、明白如话的语言和雄浑博大的气象。     

"诗可以怨"反诘

"诗可以怨"及其相关论断一直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当代的彰显得益于钱钟书先生的一次演讲,随后重申者和推崇者辈出.然而通过对这个命题的诘问,我们发现:这一命题虽然占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逻辑和学理上却是存在一定的漏洞."诗可以怨"一方面并不能恰当地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另一方面,单纯在诗论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其结果是,这一看似无误的理论命题却极有可能成为文学充分发展的犄角,限制了文学的另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