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变迁历程与内容透视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对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进行研究,分析英国历年来的相关立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变迁和沿革关系,从横向、纵向两方面对相关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结果认为英国的每一部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都有其相关背景;这些立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进行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重点是,从一开始的赛场安全逐渐转移到了对足球观众暴力事件的控制和防范;逐渐扩大了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范围,加大了对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赋予了法院和警方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简析拐卖儿童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拐卖儿童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家庭的犯罪行为,为了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我国专门制定了拐卖儿童罪,它主要是针对特殊人群即儿童的人身权利而设定的,这是我国法律的可取可赞之处。但是当下,我国拐卖儿童的犯罪现象仍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新《刑法》就此项犯罪所规定的相应的立法条款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文以我国拐卖儿童罪的概念为理论依据,初步探讨本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及措施。     

浅析德国职业教育法制化及其对我国职教发展的影响

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特点是实行“双元制”,它的主要经验在于: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国家对职教发展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实行校企联合并且企业占主导地位,整个职教系统运作有法可依、分工合作、互相协调。德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其借鉴作用。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本文阐述了目前我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世界各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模式。最后提出我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借鉴欧、美等国经验，以国家制定法律的他律与网络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保护网络隐私权。     

管制刑之立法检视与完善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种,但是在目前的立法中,它又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现在执行主体单一,惩罚性较弱,缺乏相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容易导致刑罚体系不协调,并且与缓刑重叠等。在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应当在保留管制刑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必要的完善与重构：增加管制刑的执行主体,设定管制期间的义务,规定不遵守管制的不利后果,以保障管制刑矫正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于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思考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世界各国已纷纷加强了反家庭暴力立法。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至今尚无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目前的家庭暴力救济措施还存在法律冲突且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完善反家庭暴力立法,建立社会共同的反家庭暴力网络迫在眉睫。     

数字时代版权合理使用制度重构之思考

数字时代与三大版权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版权保护与权利限制也许是版权制度中一对永恒存在的矛盾。如何维护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是版权法长期以来试图解决的难题。合理使用制度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它又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展,国际版权公约与各国版权法是否给予了针对数字技术的调整,从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立法模式和程序改进等方面,对我国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如何延伸至网络环境提出了若干建议。     

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立法的现实诉求与思考

推进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立法是重大教育改革于法有据的必然要求,是支持跨境教育新业态健康发展的法治保障,也是推进跨境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尽快制定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专门管理法规,以区域性跨境教育先行先试,进而辐射更大区域、更大范围乃至带动全国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协同发展。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立法的主要原则是教育主权原则、教育公益性原则、高校独立办学原则和透明原则。立法的重点是厘定独立办学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其法律权利和义务,规范其审批程序,加强政府部门对独立办学行为的监管和不当行为的责任追究,实现境外高校独立办学法治化、规范化。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科技奖励地方立法研究——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励地方立法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奖励制度是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规范科技奖励、评价科技成果、指引创新方向方面意义重大。在国家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的背景下,以《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修订为研究起点,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奖励办法进行横向比较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地方在深入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立法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地方科技奖励制度的系统性和及时性不足、奖项设置导向性仍需要加强、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细化、社会力量设奖仍有待促进和规范等。据此,建议正确处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持续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机制和发挥社会力量作用,促进科技奖励制度法治化。     

‘Flexibility’, Community and Making Parents Responsible

This article draws on Foucault's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to explore how recent political moves to legalise ‘flexibility’ mobilises education authorities to make ‘community’ a technical means of achieving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of schooling the child. I argue that ‘flexibility’ in this sense is a neo‐liberal strategy that shifts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ed and the State. In this way, it transforms the idea of schooling from a State run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ty building’ to a community run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arents governable by both instrumentalising and institutionalising individualism through the force of community membership. Rather than a form of liberation from bureaucratic rule, the paper exposes how ‘flexibility’ acts as a normalising strategy that works with difference to entangle parents as community members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the child through the moral obligation of the con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