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苏州文人卢熊生平考略

通过对卢熊生平的考察,可见卢熊的政治态度在元、张士诚、朱元璋三政权间的灵活变化;对其死因的辨析,可知卢熊的直接死因是其在工部、中书省任职期间,违规接受官没妇女而牵涉“胡惟庸案”,获罪而死,与朱元璋对苏州文人的暴虐严苛态度亦有关系。     

熊十力思想与儒、道、佛及西学的关系

儒家为熊十力所肯定和发扬的是义理化的《周易》之生生、创进的宇宙观与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肯定及其经世精神,他诠释确立了一个毫无“宗教迷情”的儒家学统;道家给熊十力以玄远理境的启迪和生命层面的助益;佛家使熊十力受到哲学思维的训练,是其哲学体系的来源和哲学创作的思想宝库,他对禅宗有亲切的生命认同;西学是熊十力进行哲学创作的参照系,他强烈认同并积极回应了东渐之西学的基本精神。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知实难逢人莫圆该--评刘勰论扬雄

我国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巨著《文心雕龙》中对前代作家多有评述，其论往往精辟独到，令后人信服。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学术思想制约，其说亦时有偏颇。刘勰对扬雄的批评，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因其以正统儒家审美观评判是非，致使对扬雄的一些言行难以理解。本文试图遵照“知人论世”的原则，对西汉后期的社会状态、学术氛围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探讨，结合扬雄的言行作粗浅分析，寻找这位西汉文坛巨子在当时言行表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借此透视刘勰的文学观。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校证

敦煌文献唐代郑馀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书仪,对了解唐代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周一良、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中率先对此书仪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阐释了书仪的基本内容。不过由于是初次梳理,在字形辨识及词句理解方面存在不少疏失。本文针对周、赵二氏在书仪第二篇《节候赏物》的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订正及解读意见,以使读者准确理解书仪的内容,从而正确认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     

熊十力之“体用不二”的宗教观

熊十力一生所致力者在于建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因此宗教问题不是其研究的重点。不过,对于在近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佛教和基督教,熊十力亦有很深的见地。“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的宗旨。因此,他以“体用不二”来评判各种宗教。并形成为其宗教观：其一,宗教诉诸于感情,哲学诉诸于理性。其二,宗教基于“体用二分”立教,此乃宗教之根本特征。其三,宗教与哲学一样具有“本体论”,但其本体论最终会被哲学本体论所取代,即哲学将取代宗教。     

扬雄与司马相如赋风差异之比较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美学品格的开创者和缔造者，而扬雄在对司马相如大赋创作之法进行全面继承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因此其赋作在题材内容、谋篇布局和写作手法上都各有独到之处。所以，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大赋是以流动飘逸见长，而扬雄的大赋则是以古雅深沉胜出，而这些特点是由不同时代赋予赋家不同的观照方式所致。     

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他是《湘报》的创办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丽，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己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论熊希龄的慈善教育思想

所谓慈善教育思想,就是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熊希龄的慈善观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特征：一是重视宗教,以宗教作为改造世道人心的工具;二是重人道、轻名利、尽义务,以此三者作为办理社会慈善的精神和原则;三是重视教育,以教育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面向。熊希龄慈善教育思想的主要目标在于教养孤贫,使孤苦儿童能与富人家子弟同享教育之幸福,以培养孤贫儿童能够自食其力和成为健全国民为其特征。熊希龄的慈善教育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但最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在熊希龄的慈善教育思想里,最为生色的还有对于婴幼教育的重视,即所谓慈幼教育。     

熊琏词论

熊琏是深受词学大家况周颐赞赏的一位女词人,她有题画、赠答、闺怨等多种题材的词作。其词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展现了清代平民才女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清代女性文人的开阔视野、理性思维和深刻的精神苦闷,感情克沛,极富感染力,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女性词作的特征,在清代具有相当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