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咏物赋

曹植的咏物赋在吸取前代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将曹植的这类作品放在建安这个咏物赋发展的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中考察,指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对全面认识和评价曹植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慢词风致与赋体手法

将赋体手法用于慢词的创作,始于柳永,大成于周邦彦,后继以辛弃疾、王沂孙等,几乎贯穿 了整个慢词的发展过程。以赋为词,适应了慢词的文体特征,契合并推进了词从小令到长调,从民间歌 唱到文人创作的演变过程,奠定了慢词曲折蕴藉的审美特质。     

论《玉台新咏》成书年代——兼及《玉台新咏》不收徐扌离诗原因

《玉台新咏》大致成书年限是在中大通三年(5 31年)至大同元年(5 35年) ,联系徐陵这段时间的行年事迹、《玉台新咏序》及中大通三年发生的有关徐扌离的宫体事件,推断《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三、四年间及不收徐扌离诗的原因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也不高尚，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又合乎逻辑的评价。     

美学修改与道德修改：论金庸小说再修改

世纪之交金庸对自己作品的再一次修改,显示出有三对逻辑关系需要认真处理,即创作逻辑与修改逻辑、科学逻辑与艺术逻辑、生活逻辑与审美逻辑。从金庸先生再修改的整体情况来看,是外在的科学律、道德律大于内在的艺术律,美学修改的成分少,“道德”修改的成分多,这种大规模的全面再修改应该慎重。     

袁桷《延佑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元代袁桷作《延佑四明志》只给降元者作传而未给抗元人士作传是要颠倒是非,“党于降元之徒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影响袁桷选择立传人物,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     

邵雍自然哲学中的科学精神

邵雍的“元会运世”说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对宇宙发展规律的定量研究。邵雍的自然哲学富有科学精神主要是：（1）相信自然界有统一的发展规律，相信人可以认识这一规律，并努力探讨这一规律；（2）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理性地进行探讨，邵雍的学说和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科学范式”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否定邵雍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精神，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论柳永思想的矛盾二重性

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思想是矛盾的,较为复杂的,一方面,柳永渴望仕进,以求实现其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他又长期混迹于坊曲,过着享乐的世俗生活,眼光向下,创作了大量俚语俗词。于是,仕进心理和市民心理交织着、矛盾着、主宰着柳永的一生。     

人性扭曲：福克纳与金庸小说的共同主题

在世界文学中，“人性”是作家们不断探索的永恒主题。在福克纳与金庸的小说中，有大量的“人性扭曲”描写，两位作家把人的本性与现实融合在一起，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创作手法和形态对这一文学主题进行着风格各异的描写和阐释，有着某些精神上的联系。     

《文心雕龙·程器》“程文”说

《程器》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这是《文心雕龙》注释家共论。这样的释义与本篇所居“批评论”之末的位理难合,也不能确认其“批评论”资格。“程器”实质上是通过纠正时俗对文人的偏见,阐明“文采”广泛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成务为用”功能,即整体评价文的意义。只有作这样的延伸意义理解,才能辨明《程器》篇的“批评论”性质。位居全书最后,正是与首篇《原道》起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相呼应,回环闭合,体现全书“体大虑周”的篇章结构的严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