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绍裕堂本与蔡元放评改本《水浒后传》关系考辨

明遗民陈忱的《水浒后传》今传两个刻本,即绍裕堂本和蔡元放评改本。通过对上海图书馆藏绍裕堂本和蔡元放评改本进行比勘发现,他们之间最有可能是底本和改本的关系,蔡元放改后的本子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绍裕堂本稍早于蔡元放本,应该刻于乾隆九年到乾隆三十五年之间,应该是初刻本。此时,蔡元放已经在小说评点界闻名,所以,绍裕堂本的评点盗用了蔡元放的名字。     

文化转向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王尔德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两中译本为例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使之从语言层面扩展至文化层面,同时也使翻译策略的选择变得更为复杂.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分析余光中与钱之德在翻译王尔德名剧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时的策略选择可知,余译以剧本的舞台表演性为目的,采取了归化策略,将异国文化融入目的语文化中;钱译不以表演性为目的,采取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异域文化特色.译者应在不违背翻译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采用异化策略,以促进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交流     

《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该书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历代研究中的两大疑点。通过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并结合杜预注释《左传》的宗旨,认为杜氏"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进而肯定陆德明、孔颖达之说。此外,利用《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的相关材料与杜注中的地名互证,可以推定杜预始注《左传》的时间应不晚于咸宁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     

河南桑坪镇岭岗村余氏春节祭祖民俗探析

祭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鬼魂崇拜、生殖崇拜、万物有灵思想的遗存,它体现民众对祖先的缅怀和崇拜,以及祈福禳灾的文化现象。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桑坪镇岭岗村余氏家族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的探析,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去解读祭祖民俗文化。     

论李煜词的意象选择与情感表达

南唐后主李煜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他的词中的意象选择与情感表达之间存在着对照和反衬对比两种模式,无论是采用顺承模式还是逆反模式,其情感都能得到淋漓尽致地抒发。意象选择与情感表达这几种模式的成功运用,不仅使李煜的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后代词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对后代词发展和词人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戏剧美学与社会美学的探索者——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

从《雷雨》到《北京人》,都主张“非报复”,而主张社会自身成长、渐进改造,从而与阶级斗争形成对峙。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话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李煜词中的春意象

李煜词中多处写到＂春＂,它不仅是一种自然意象,而且随作者境遇的变化,饱含了丰富的情感意蕴,从早年宫廷生活的闲适,到去国后的苦闷与伤感,直至临终前的悲痛和绝望。这极大地拓展了＂春＂意象的艺术蕴涵。     

“拙于用大”辨

《庄子·逍遥游》"拙于用大"的语义不是"不善于利用大的东西",而是"很不善于利用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