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出境证件罪"的认定及思考

本文从犯罪的构成、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以及罪与非罪、罪与他罪的界限等方面,探讨了骗取出境证件罪的认定,并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     

试论防果中止的适用范围

防果中止是指犯罪人主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停止形态。它是否只适合结果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裁量。本文从防果中止成立的条件以及立法、刑罚的目的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防果中止应适合一切有犯罪结果的犯罪,这既能给犯罪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机会,又有利于防止犯罪人铤而走险给法益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

产生于罪刑擅断背景下的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罪刑均衡原则,产生于犯罪现象高涨背景下的刑事实证学派主张刑罚个别化原则。当前世界各国的刑罚适用原则是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的统一,我国的刑罚适用原则也是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     

共同犯罪理论中若干争议问题

一、关于片面共犯,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之争;肯定说中,对肯定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比较起来,以片面有形帮助犯说为可取。二、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意见也有分歧。笔者认为,宜分为两类：即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不过第一类中只有教唆犯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三、教唆犯是否具独立性和从属性的两重性,亦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笔者主张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论述教唆犯的性质。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据此．对反对意见逐一予以适当的回答。     

也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不以已着手实行为限,还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作准备的行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既遂的成立。     

中外公务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公务受贿罪是对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的侵害,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应当体现“吏治从严”的刑事政策取向;商业受贿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其所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侵害,基于刑法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有限干预原则,在犯罪成立要件的设计上应当体现出相对从宽的原则。中国刑法应当改变在公务受贿罪上的“吏治从宽”政策,借鉴国外及国际公约的立法例,缩小商业受贿罪的犯罪圈。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欺诈之界限

区分刑法中合同诈骗罪与民商事活动中的合同欺诈行为对当事人、司法部门及社会公众皆有重要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主要体现在行为人欺诈程度、方式不同     

洗钱罪立法研究

洗钱罪自从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以来,其规范内容一直在不断地修正与完善。本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解决了一直以来理论界对洗钱罪规范不完善的各种批评所提出的问题。同时,洗钱罪立法沿革,也反映出刑法规范所具有的三组内在矛盾:刑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刑法规范的国际性与地方性,刑法规范的建构与进化。     

社会控制与社会失范：“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分析

摘要：“城中村”是村中城市化过度的产物,是中国很多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居民体育出现无序发展现状。为促进“城中村”居民体育健康有序发展,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以“城中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空间作为考察对象,选用大量的个案研究,以个人、家庭、组织及社会为纽带了解“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以社会失范理论解释发生在“城中村”中的体育赌博、体育犯罪、体育传销、体育非法组织等社会解组现象,分析“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产生的原因,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框架构建“城中村”体育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制度,使“城中村”体育发展趋于良心循环。研究结果表明：“城中村”传统文化对人的控制已经减弱,而新的文化价值尚未构成,因此社会失范在这里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体育控制失灵现象是“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城中村”的社会体育结构和规范制度对控制发生在“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城中村”应该依靠村委会的力量,重建“城中村”体育公共空间,建立一套规范的社会体育规范体系,管理“城中村”体育,从而达到“城中村”体育组织的自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