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花大力气去惩治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腐败的成本收益、我国关系经济模式的现状、政府权力界定以及我国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不均衡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怎样把握西门庆其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读《金瓶梅》札记二则

传统的西门庆形象诠释方法从“人性”、“道德”出发,对人物形象进行单纯的道德评判,认识上的误区说明研究者理论修养上的滞后与缺陷;西门庆是从封建母体中刚刚分娩出来的新兴市民阶级的人物,是大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兴市民中的激进分子,是从城关市民中孕育出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胚胎;西门庆形象的出现,及时反映了明代中叶新兴市民阶级的勃勃生机和对封建秩序带来的有力冲击与震撼。     

论韩儒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弘扬——以河西金麟厚理学思想为例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发展过程中,朝鲜朝的儒家作出了较突出的理论贡献,河西金麟厚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宇宙本体论上,金麟厚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天命图》,对宇宙生成论及理学的基本范畴,作了系统并且直观的说明;在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上,坚持朱子的观点,提出＂太极阴阳非一物＂;在人性学说方面,坚持儒家性善说和以及程朱的气禀说,并就人性修养问题提出独到的看法。金麟厚还用诗的形式传承和弘扬程朱理学,为理学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朝鲜朝正是有了像金麟厚这样的一批儒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朱子学。     

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研究新进展

新新贸易理论诞生近十年来,贸易理论家围绕企业异质性假定进行了细致而富有成效的拓展研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融入贸易中介的分析,打破了已有研究关于直接出口的局限,并分别基于异质性和企业内生边界视角,解释了中介技术和不完全合约对企业直接出口和中介出口等不同出口决策及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国外最新文献中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解析了将贸易中介引入新新贸易理论的微观机理,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如何向大学生揭开“普世价值”神秘之纱

如今争执激烈的“普世价值”,属于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很多大学生由于没有领悟其真正本质,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分析和解答“普世价值”问题,并且能够正确地向大学生揭开“普世价值”的神秘之纱,让大学生彻底认清“普世价值”的实质,即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     

衔接理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与思考

在英语教学中,英文写作在其结构和篇章连贯上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本文旨在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倡把衔接理论应用到英语写作教学中,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目的。     

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理论

研究者们在广泛吸收有关亲社会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多种较为全面、深刻的亲社会行为动机理论,旨在揭示亲社会行为发生发展的心理机制。文章扼要解释了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理论,并作简要评论。     

目的论视角下的广西侗族民俗文化翻译研究

侗族民俗文化翻译属于信息类加宣传鼓动类语篇翻译,其翻译目的是传达侗族民俗文化信息,宣传侗族民俗文化,吸引外国友人,进而激发外国友人了解侗族民俗的欲望。根据德国功能派翻译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侗族民俗必须遵循"目的法则",可采用的翻译策略有音译、意译、音意结合、创造性翻译等。为了保证译文与原文相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译者应在翻译的过程中注意中英文表达风格、表达方式的差异以及中英文化的差异,力求将原文所要表达和传播的情感以最好的译文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全球学研究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全球学理论的先驱者,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全球化问题作过科学预见和深刻论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着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性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加大对全球学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本质,趋利避害,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