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可以这样对待调查材料吗?

在1954年十二月号的“人民教育”上,我答吴研因先生的文章中说过这样几句话:“吴先生在文章中曾不加分析地引用了-些调查材料。引用的标准是:合乎自已的看法的,即使是个别教师的意见也罗列无遗;不合乎自己的看法的,即便是‘有的地区’的反映也一笔带过。显然,用这样的方法绝不可能揭露事物的本质,绝不可能从萌芽状态中去认识新鲜事物,当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论断.”     

我封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三部初小国语课本的认识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是受了一個新任務;要爲陕甘寧廈區的小學生們重新編寫一部初小國語——按次序上說,這已經是第四部了。為了把這個工作做得好些,我以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對過去那三部初小國語作了一次批判的研究。這篇稿子,就是在當時寫出来的。寫出(?),曾經在邊府教育聽編審室内普遍傳閱,交換意見,最後還進行了一次擴大討論,大家對稿中的看法均無異議,於是我便接受了過去的經(?)工作。現在時過境遷,過去的三部課本已經不易找到了。就連這篇稿子,也還是在胡匪劫後的廢墟中偶然找到的,所以就把它富作一個史料發表出來。對於闗心老解放區教育建設的同志们,這也算是一個局部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