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形式”的内涵及其在小说理论上的发展

《上海文学》八六年第三期刊登了李国涛同志的文章《小说里的“有意味的形式”》,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故此不揣冒昧,写了拙文,以述管窥之见,求教于批评界。要谈小说里的“有意味的形式”,首先应当搞清楚克莱夫·贝尔的这一命题真正含义是什么。李国涛同志的文章中对此作了一些解释,他的理解大致是不错的。但是我想指出的     

略论司汤达的《红与白》

在我国,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杰作《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非常熟悉,而对他的另一部作品《红与白》却不甚了解。如果说,副题叫做“一八三○年纪事”的《红与黑》是因为对王政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作真实的描绘而受到注目的话,那么,作者在《红与白》中以同样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真实感再现了由大财阀统治一切的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由于司汤达在这部作品中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揭露与批判,由于这部作品所显示出的卓越精湛的艺术技巧,使得《红与白》象《红与黑》、《巴马修道院》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不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