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科学”（八）：科学的滥用及其危害--大卫·凯里对温德尔·贝里的访谈

科学一定是以容纳我们、理解我们并最终裁定我们行为这一范围内的自然为标准的。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知识的有限性时，科学才能被明智地加以运用。不能将地方性的环境纳入考虑范围的科学应用，不是科学与生俱来的特性，它内在于一种职业化的科学系统和一种不认同任何地方性的大学系统内。科学在农业中的应用，必须以当地的各种自然条件为前提，单一而统一的产业化的农业发展，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科学的确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好方法，但科学的运用具有地方性，其运用需要加以控制。科学扼杀了所有事物固有的不一致，损害了我们对“得体”、机智、价值、尊严等的识别力，成为现代迷信。人类应追求一种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克制：允许一种公正而合理的个人和地方自主的措施。     

“如何认识科学”（二）：大卫·凯里对罗琳·达斯顿的访谈

好奇心在中世纪是一种罪恶，但从16世纪开始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的美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奇迹（ wonder ）并使之从科学探究的边缘转到中心。在欧洲各国刚成立的科学院中充满了关于奇迹的报告。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科学研究开始寻找自然的规律性。这时理性对经验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形塑它，修剪它，选择它，以便发现在所有变化的表面下面隐藏的规则。客观性有自己生成和变化的历史。现在，谈论一个先在的自然然后再试图忠实地去描述它，已不再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谈论描述本身———一个客体的创造———通过形象化客体这一真正行动的制造。科学真正卓越的是它创新的能力。     

“如何认识科学”（七）：科学知识与政治--大卫·凯里对布赖恩·温的访谈

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并被应用于公共领域的,是布赖恩·温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总是由社会情境所决定;知识潜在地是无限的,但在某一给定的时刻,我们所能涉足的知识却相当有限。因此,在某一给定的情境中,视什么为知识总是成问题的,而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谁可以决定视什么为知识。这些问题通常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判定标准以决定什么是有益的,科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公民更能胜任于提出这一标准。有关核能的公共调查———“温士盖调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当下的基因学研究,已经用基因与复杂细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幅新图景,取代了全能基因的形象。介入这一复杂环境,不可避免地要求判定什么需要关注,而什么又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