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并行:《红楼梦》中的博戏述论

《红楼梦》提及博戏十数种,包括骨牌、双陆、猜枚、射覆等,集中描写人们嬉耍博戏的生活场景近百次,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是解读康雍乾时期博戏发展状况的重要线索。同时,书中对骨牌、围棋、猜枚、拇战、抢新快等主流博戏的组织形式、适用时间与场合、参与人群的整体特征等,都有图绘式再现,对博戏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的两面性,即发挥的"玩物""怡情""修身""养性"的积极作用和直接或间接呈现的玩物丧志、破坏家庭和谐与社会安定的危害性,亦有全方位披露,是评介博戏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视角。     

明清小说与佛教善恶“因果”观的中国化

明清小说是佛教善恶“因果”观中国化的重要推手。一方面,明清小说吸收和借鉴了大量佛教文化,包括民间独特的佛教内容、悖离现实的表现手法以及佛教强烈的人文关怀等,拓展了佛教善恶“因果”观在中国的传播渠迳,促成其进一步被广大民众所认知、接纳;另一方面,明清小说利用本土文化,对佛教善恶“因果”观进行了选择性改造,包括将传统“宿命论”与“业报”观念紧密结合、突显善恶“因果”的执行者、对“善”与“伪善”的关系进行辩难等,合理解释了佛教善恶“因果”观之科学性的同时,促成其中国化的重要一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取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中国人在实际的佛教生活中坚守奉行的善恶“因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