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称“师”考

在《论语》中,孔子未被弟子称为"师","师"字在《论语》中出现14次,但都不是指孔子。这是个颇有深意的现象。从时代背景上初步推断,孔子之所以不称"师",乃相对于当时官方"授学体制"而言的。直到孔子的时代,"师"还是"四代学制"中的官名。孔子并非官方体制中担任"师"者,他在鲁国所任诸职,都与"师"无关。他所从事的教学活动属于私人性质;四方来学者,也只以"子"和"夫子"尊称孔子。《论语》中只有"子"、"夫子"、"孔子"、甚至"仲尼"这样的称呼。而孔子学生的称谓,则有"及门"、"门弟子"、"门人"等。这与孔子在鲁城外授学、聚徒、共同居住处所的门、堂、室的结构有关。这说明孔门师徒的关系具有"非血缘体"仿用"血缘体"的特点。至于孔子之被尊称为"师",实乃"孔后历史"发展的结果。战国中期,"师"字开始用来指代从事私人教学者。到了汉代,国家设立学官,官名"博士",而不叫"师"。这样,孔子称师就在意义和制度两方面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至此,由孔子称"子/夫子"而至于称"师"之间的历史脉络便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实录”意涵及其现代意义

“实录”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 ,最早见于两汉文献 ,指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之一 :即史文之“直” ,史事之“核” ,史义之“不虚美 ,不隐恶”。北朝学者进而指出 :史官的职责“非但记事而已 ,盖所以为监戒也” ,目的是“彰善瘅恶 ,以树风声” ,那些专职记事的 ,则“徒闻后世 ,无益当时”。到了唐代 ,“彰善显恶”的“实录史学”成了普遍接受的观念 ,“实录”也成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核心术语和概念。“作者性”和“当世性”是“实录史学”的核心。它的首要意涵 ,不在于“过去”的“记录” ,也不在于对“过去”的学术研究 ,而在于一种“当世”精神 ,一种能令其在“当世”呈现“彰善显恶”之意义的精神。然而近代史学对此却多持贬义 ,以为史官之笔 ,不当有主观之评断涉入。传统史学的“实录” ,同时兼赅“真实”与“现实” ,近代史学则重视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取向 ,强调的是“过去的真相”而非“现在的真相”。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在近代史学中被遮蔽了。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是两套不同的史学世界 ,回归传统史学是当今需要的大方向 ,强调“当世”意涵的“实录”在史学或编史学 (historiography)中被彰显出来的要义 ,应当正视     

柯之盟与曹沫

《春秋》经文庄公十三年冬所书写的“公会齐侯盟于柯”,出场的人物只有“鲁公”与“齐侯”。但在作为一个事件指称的“柯之盟”,则在《公羊》、《谷梁》、《左传》之三《传》的释义传文中,鲁庄公、齐桓公、管仲、曹沫(刿、子)皆已出现。传文释义的主轴环绕在“齐桓伯(霸)业”上,但对于“伯”之为“伯”抑或“霸”上,则出现了观点上与褒贬上的分歧。其次,“曹沫(子、刿)”从经文的未书写,到传文中的出场,再到战国时诸典籍的被世人称颂,或与管仲并提,或被鲁仲连、荆轲视为人物的典型,“曹沫(刿)”在历史流传中正被后世塑其型,进而成为一篇传文中的“传主”,在书写文中有其自身的生命形态与叙事情节,已完全脱离了三《传》传文中的释义性格,这也正是《太史公书》中《刺客列传》之首篇《曹沫传》的书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