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等学校教与学的社会关系

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入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输送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透视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这个术语在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中出现得比较晚,但类似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很久之前就有所运用。回顾高等教育学跨学科研究发展历程和方法,正视高等教育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此来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     

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

在现代性合理化地建构秩序的境遇下,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立法者到阐释与批判者、从＂异乡人＂到＂定居者＂的转向;大学在现代工具理性的压力之下也相应地走出＂象牙塔＂,踏进＂服务站＂而蜕变成＂多元化巨型大学＂并晋升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随着学科知识的日益专门化、学术生活的日趋秩序化,知识分子获得来自＂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承认越多,其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对权势阐释真相的独立本性与批判潜能则越少。此一现代性悖论,是高教研究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道玻璃墙。     

民间兴学二十年:对大学变革的示范

作为标志性成果，二十年来，民办大学不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适应经济社会变革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贡献，加快了中国大学制度现代化的建设。民间兴学的成功，凸显了大学治校理念与“治校权”的不可分割性。     

知识巨艨的纤夫——何炳松评传

一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生于浙江金华,幼年承父教,14岁即参加秀才考试,并与同年秋入专门招收秀才的金华府中学堂学习。1906年,由于成绩优异,未毕业即被保送入设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学习。1912年,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因“毕业成绩幸列第一,被校长和教育司长以省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去。”1913年2月,何炳松赴美留学,1915年夏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科学士学位及荣誉奖。当年秋,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及     

新办院校师资结构、特点和吸引力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80年代中期,我国各地,特别是沿海中心城市相继创办了一批地方大学。10余年来,这批新办院校立足地方,面向基层,不仅培养了大量“适销对路”的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学校自身也日益成长壮大,其中师资队伍建设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就师资队伍与新办院校发展的关系,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作一初步的探讨。     

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应以“本校研究”为主

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应以“本校研究”为主汕头大学秦国柱所谓“本校研究”，也就是“研究本校”，即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学校的中心工作开展，以提高本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为根本目的。高等学校高教研究所（室）应以“本校研究”为主还有一个方面含义，即“本校研究”的高教研...     

大学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兼谈青年教师的“器识”与“见识”

大学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吗？我认为是有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大学教师对学科的忠诚总要大于对学校的忠诚,只要提供一定的条件,每一位大学教师都会努力追求在学科发展上有所建树。深刻的道理寓于简单的事实之中。一名青年教师能否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最终能否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及他（她）的学衔的实际“含金量”如何,即其学术地位、生命价值天平上面的破码,是来自于不断的Publish（出版）和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认定,而不是来自于本校校长。院长或处长们的赏识与否,至少,主要不是来自后者。笔者以为…     

公共理性与大学多元治理——罗尔斯“公共理性”对大学治理的启示

大学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与大学走向“多元治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元利益主体在大学治理中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分歧或冲突。如何使存在利益分歧的多元主体就现代大学治理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形成某种妥协,即达到一种“多元和谐”,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作为一种新的阐释,为多元利益主体从冲突走向和谐提供了一个可取的思路。     

论持续扩大高教规模的社会意义

一 众所周知，失业（或下岗、待业）问题已是中国当前十分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之一。目前我国失业人口究竟有多少，诸多统计方法各不相同，统计结果也大相径庭，但总也得在数千万人以上。有人认为不到２０００万，资深经济学家冯兰瑞曾预测，“九五”期间，城镇将有３０００万人没有工作岗位。而农村还将有１．３７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妥善“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如果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一旦失业，将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定，这岂不是自掘陷井？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