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际——二十世纪上半页康区民改中的渺藏语言翻译问题

二十世纪50年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逐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在这段广泛的基层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康区的张力前所未有。在当时汉藏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翻译”这一角色在此历史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通过对一位民改时期的“翻译”的个人经历的透视,以此展现当时的政治场景、时代更替与社会变迁,并进一步探讨“翻译”这一职业在“边缘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翻译”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来考虑。在实践上,翻译与地域空间结构、族群关系、社会转型和权力合法性的生成等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成为国家话语传播机制的一部分。     

跨越边际——二十世纪上半页康区民改中的汉/藏语言翻译问题

二十世纪50年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逐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在这段广泛的基层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康区的张力前所未有.在当时汉藏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翻译"这一角色在此历史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通过对一位民改时期的"翻译"的个人经历的透视,以此展现当时的政治场景、时代更替与社会变迁,并进一步探讨"翻译"这一职业在"边缘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翻译"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来考虑.在实践上,翻译与地域空间结构、族群关系、社会转型和权力合法性的生成等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成为国家话语传播机制的一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在我国的建设实践——以“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尼洋阁的项目实施过程为例

目前在我国,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群体的关注,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仍处于肇始阶段。针对这一状况,本文以西藏林芝地区的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尼洋阁”项目的实施过程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技术层面和学理上的讨论。     

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闽北的武夷山区延伸至俄罗斯莫斯科,全程达5万多公里.本文试以这条中俄商道上的茶叶流动为线索,以"物的民族志"方式来讨论在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一种地域性产品是如何在世界图景中获得新的文化意义的.从文化视野里来看18-19世纪中叶的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商贸流动,它就不仅仅只是一条商路的拓展、财源的通道或者仅仅是欧洲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应将其向海外的流动视为物质离开其原生型土壤,经过异域语境的重塑后而获得一种新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过程.     

传统的、现代的、未来的——作为符号资本的民族民俗符号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下，越来越多的符号作为一种符号资本抢占了各个市场。本文试通过对民族民俗符号在历史中的时间性分析、在民俗生活中的空间性分析及对成都民俗仿古街“锦里”的个案分析，以说明民族民俗符号这一传统文化的载体，在现时代作为一种资本运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目前越来越高涨的“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中和文化产业的运作中具有明显优越于其他符号资本的市场优势。     

行业信仰、祭祀组织与地方社会——以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夹江县“蔡翁会”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夹江县自宋以来以竹纸生产最负盛名,境内各乡业此者众,由此形成了对造纸业祖师蔡伦的崇拜,并产生了相应的行业组织——“蔡翁会”.本文围绕蔡伦崇拜在造纸社区中的历史意义,将“蔡翁会”这一民间信仰组织置于夹江县清末以来社会的发展脉络之中,力图对行业信仰及其祭祀组织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作用作出历史性和地域性的解释.     

边缘社会、语言翻译与身份认同——对《西康图经》中通司形象的语言人类学分析

对于"华夏"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南康区是一个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与语言上的多重边缘(muliti-boundaries)。在当时汉藏双方彼此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兼通汉、番语的"通司"成为双方交往的一个必经渠道。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discourse/power)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之中来考虑。本文通过对《西康图经》中的"通司"这一形象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权力扩张和族群交往早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替罪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