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官的政治作用评议

唐代学官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与发挥教化功能两个方面。在唐代,学官的政治作用十分有限,一般情况下只是担任对统治者进行政治辅导的角色,充其量对政治发展起到一个思想引导,而非决策的作用。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武、韦时期也不过是从礼仪角度对政治局势起到推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     

潜意识的人性善恶论对解读诸葛亮的影响——兼论性恶论下的历史研究对民族精神的消解

近年对诸葛亮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潜意识的性善论模式解读与性恶论模式解读。潜意识下受性善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群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关系。潜意识下受性恶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众臣之间的关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关系。前者观点较合乎逻辑,后者观点难合逻辑。前者多没有否定诸葛亮的政治缺点,后者多容易掩盖诸葛亮的政治优点。前者可强化民族楷模的形象,彰扬民族精神的价值;后者则容易推翻民族楷模的形象,颠覆民族精神的价值。     

论唐代中央学官的官职迁转

唐代学官在国子监内部的迁转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迁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各馆内部由助教而博士的升迁;另一途径为先馆内,后馆间的顺次升迁。这两条途径之间也存在交错迁转的任职方式。学官进入国子监前、出国子监后的任职部门也比较集中。中唐以前学官多来自征召和荐举,中唐以后幕府成为学官的重要来源。学官出监之后主要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出任地方官,多为地方长官;另一种是留任京官,职位大体都在文化部门之间变动。     

中国古代教育史分期新探

传统的教育史多依据朝代更替或者社会形态的分期方式对中国古代教育进行分期,这两种分期方式所带来的共同弊病就是主观上割裂了教育史自身的发展脉络。教育从一产生就与政治、宗教裹合在一起,与政治的关系更是贯穿于古代教育的始终。因此,从教育与宗教、政治的关系角度对中国古代教育史进行分期,能够更为客观地展现教育在古代历史中的发展状态与趋势。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至春秋,是古代教育从孕育到产生的阶段;第二阶段:春秋至西汉,是教育的成长阶段;第三阶段:西汉至隋唐,是教育走向成熟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教育虽然已经脱胎出母体,但是尚未成形,仍然孕育在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系之中;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教育虽然已经摆脱宗教的羁绊,但仍需附庸于政治体系之中;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并从政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的过程。     

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

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在被立为太子17年后,最终因谋反而被废,教育不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唐太宗在教育上存在四点失误:(一)没有抓住李承乾思想变化的症结,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二)所选东宫辅臣只知犯颜直谏,多不称教化育人之职;(三)不懂得批评艺术,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四)表达爱的方式不当,使承乾自暴自弃。     

从国子祭酒的选任变化看唐代统治者对待儒学态度的转变

国子祭酒是唐代中央官学———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唐代,他不仅只是一个文化官员,而且扮演着文人在政府机构代言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视为一个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体现者,其任职人员的情况不仅能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学术水准,而且也能反映出某个阶段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待儒学的态度。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国子祭酒人员的变动即反映出唐代统治者对待儒学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