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派

要了解“桐城派”,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学的源流。 中国文学的源流,自三百篇而《离骚》而汉赋,都只是诗。建安之后,诗和骈体文并踞文坛。只不过骈文是专以藻绘为文,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沈思”,并不指学术,乃是指的写作内容及其结构。这一时期的文,实即近代所谓纯文学。到中唐     

《离骚发微》前言

《离骚发微》这一个题目,我原来的意思,是只想对从前研究《离骚》的人没有谈到的问题谈一谈。可是这些问题,既有关于内容的,也有关于形式的;加上《离骚》既是一种有机组合,就免不了牵一发动全身,结果就写成了一本讲解《离骚》的小书。可是又有一些问题是在讲解中难于详谈的,择要汇集,就作为《前言》。 一、 《离骚》的写作时间 要对《离骚》作一点发微的工作,肯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先决条件。     

读杜甫《戏为六绝句》

钱谦益《草堂诗笺》云:“作诗以论文,而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这里说明了本诗所重在一“戏”字。又说明“戏”的缘故是“寓言以自况”。杨伦的《杜诗镜铨》又有进一步的说明:“庾信、四杰,特借作影子,非谓诗道以此为至也”。发明题中“戏”字,深入文人用心。 钱氏接着又引韩愈《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锐:“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     

关于《毛诗序》(下)

《诗序》自“诗者志之所之也”以下,都是附在《关睢序》里的毛诗大义。什么叫大义呢?大训重,即是重要的意义,其实是一些贯穿在全书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准备从“六义”、“四始”、“正变”和“二南”这几个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六义”:皮锡瑞氏《诗经通论》云:     

陆游诗中的成都(上)

在杜甫集中的成都诗,有一些成都的掌故,如石犀,石笋、石镜、琴台等,但毕竟不多。而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成都的掌故就多得多了。这大概和二人性格不同有关,也可能和宋代优容文官有关。杜甫《独步寻花》诗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大约此老的颠狂,只不过偶然一次;而陆游的颓放则是经常如此,故自号曰放翁。试看他的自我描绘: 成都再见春事残,虽名闲官实不闲。 门前车马闹如市,素上文檄高于山。 有时投罅辄径出,略似齐客偷秦关。 日斜仆夫已整驾,顾景欲驻愁嘲讪。 岂知今朝有此乐,放浪一笑开衰颜。 ——《游圜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放翁以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壬辰的冬天初     

谈《诗经·七月》

《豳风·七月》在《诗经》里是非常突出的美丽诗篇,它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墨客。可是,对诗篇中的大量问题,却还缺乏认真的研究,当然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但却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譬如,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七月》的细细规定劳动项目,以至劳动强度,王符都看出了问题,但他却得出了对农夫不可以放松的错误结论。北宋杨时也看出了同样问题,他却加以弥缝说:“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终岁勤动,未常休也;虽淫僻之心何自萌蘖(芽)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作者和写作年代。     

关于《毛诗序》(上)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目录:序上,第一篇即卜子夏《毛诗序》。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引昭明太子李贤说:“大序是子夏全制”。此“大序”即指《文选》之《毛诗序》。李贤所据,是东汉郑玄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引北周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案,郑玄《诗谱》已亡,唯序存,附《毛诗正义》中,不见此语。仅《毛诗·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答张逸》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但是沈重却不引《郑志》,可能因为《诗谱》才是郑玄亲手写定的书。 可是郑玄没有摆出他所根据的资料。是有根据,或是出于推论?终是一个悬案。     

陆游诗中的成都(下)

陆游《剑南诗集》在《海棠》诗后,有《牡丹》绝句二首。当时成都名园没有以牡丹出名的,从彭县送来的,也不能“绝佳”,因此陆游的牡丹诗很少。但他却写了《天彭牡丹谱》,说“天彭号小西京”,也是四川历史上一件大事;只是无关成都,这里就不去谈它了。 接下去就是《摩诃池》诗: 摩诃古池苑,一过一消魂。 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 年光走车毂,人事转苹根。 犹有宫梁燕,街泥入水门。自注说:“蜀宫中旧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今府后门虽已为平陆,然犹号水门。”这是陆氏当时所见的情况:水还有点,但是曲折十余里的情况没有了;所谓“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