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选择及财税效应分析

对房产持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具有国际通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房产税改革是新一轮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国内主要城市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及其财税效应分析表明：采用无差别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减少征管成本、确保居民纳税义务的公平性,劣势在于造成纳税人税负过重、不利于调节财富分配差距;而按住房面积采用递进税率征税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调节贫富差距、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劣势在于容易被纳税人投机取巧而逃避高税率和监管。权衡利弊,“每人享受一定面积的减免,根据住房面积大小、基于公告价值或评估价值按不同税率征收”的方案,可作为今后房产税改革的主要方向。     

1978—2007年中国隐性失业、劳动力流动与整体失业率估计

在由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的一元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隐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为流动劳动力。因此,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整体失业率,其关键是弄清楚在转型期中历年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考察隐性失业(剩余劳动力)显性化(流动劳动力)与中国整体失业率,并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对1978—2007年的中国整体失业率进行估计。估算结果表明:中国30年来的整体失业率为6%～10%,且失业与增长的关系与Okun定律相吻合。其中,第一条包络线是剩余劳动力的最大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高峰值包络在内;第二条包络线是城镇常住劳动力供给曲线,该曲线将所有流动劳动力的低谷值包络在内。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中国城市地铁建设准入标准研究

本文在构建地铁网络客运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城市建设地铁的准入标准.模型表明,地铁客运量与地铁网络规模及其连通性有关,三线路环形正交地铁网络客运量是单线路客运量的16倍,在每公里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单线路每单位投资收益只有三线路环形正交地铁网络的四分之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地铁建设的首要准入标准是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上,其次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20亿元标准,而国内生产总值的1000亿元以上的标准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满足人口标准和采用三线路环形正交地铁网络情况下,最大单向客运量标准也无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