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的作用与实践路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导意义,为优化其理论传播效果,应在国家战略叙事视域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出版作为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媒介资源和传播方式,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扮演着“脚手架”的角色,能够为其叙事搭建“立交桥”并让其叙事效果走上“高速路”。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最能够发挥其潜在功能的出版实践方式分别是主题出版、合作出版、融合出版,它们分别通过规模化出版和聚集性呈现、吸纳“他者”改进叙事策略、立体化知识呈现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宣传和叙事文本优化以及话语竞争力提升。     

作为知识服务的数据库出版：驱动力、服务机制与优化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共同驱动下,数据库出版成为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知识服务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借助知识综合与时间综合来实现用户时间优化是数据库出版实现知识服务的核心机制。通过梳理数据库出版的知识服务特性,文章指出图书出版单位在通过数据库出版来进行知识服务时,应在标准化的数据库产品基础上,为目标用户群体提供客制化数据库用以实现知识服务的优化。     

出版项目制：图书质量保障的有效实践方式北大核心CSSCI

出版项目制作为一种以事本主义为中心的高效出版方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出版单位中。以实施的时间跨度为依据,出版项目制可以分为短期出版项目制、中期出版项目制以及长期出版项目制。各种出版项目制之间的界线并非一成不变,可以相互转变。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目标下,出版单位可以通过实施出版项目制,从宏观的内容导向把关、中观的内容质量鉴别、微观的编校印装优化来保障图书质量。     

从“更正”内容管窥学术期刊的编校质量管理——以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为例

【目的】 研究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更正的内容特征与存在的问题,为学术期刊编校出版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方法】 以2014—2015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更正内容为例进行内容分析。【结果】 新闻传播学期刊更正内容的特征为：事实型错误比例大,人名更正占主导;文字型错误类型集中,错别字现象严重;专业知识型错误更正条数少,对期刊质量影响大。在更正过程中主要存在更正栏目不规范,更正滞后、效果差,致歉少、责任归属不明确的问题。【结论】 需要从加强编辑团队建设、完善编校环节,同行专家审查与作者自查并行、规避学术硬伤,常设更正栏目、完善公开更正制度这三方面强化学术期刊的编校质量管理。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的“农村版图书”出版实践和启示

文章提出,在加强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作为一种专门面向农民出版发行的“农村版图书”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实践创新。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不同出版机构协同选编用以服务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需求的一种出版实践,通俗易懂和价格便宜是这类出版物的核心特征,这也充分反映它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农村版图书”的出版实践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读物的出版启示是：加强党的领导,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新农人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版本再生产,服务乡村社会中的各种场景建设,从而打通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当代中国出版社会监督的发展历程、演进逻辑及完善路径

出版社会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保障出版质量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管理部门为保障出版质量,不断完善出版社会监督体系.70余年来,中国出版社会监督的发展呈现出多种监督方式共同迭代、技术在出版社会监督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出版社会监督在出版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演进逻辑.为更好地实现出版社会监督的功能,需提升公民的维权意识和监督意愿、强化社会组织的出版监督功能、加强媒体舆论监督的批评精神、建设出版社会监督经验交流平台、打造常规化的出版社会监督网络体系.     

后现代状态下知识服务的文化合法性、实践路径及局限

在后现代状态下,知识的媒体化和商业化构成了知识服务的核心表征.知识服务商通过知识综合方案进行的媒体化与商业化实践知识创新行为,与"创新扩散"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性,这为其文化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以知识综合方案为主导的知识服务实践受制于知识综合自身的不足,同时过于强调实用化特征致使知识服务存在着肤浅化的局限.此外,知识的媒体化与商业化实践虽有助于知识传播的扩散和接受,但在促进客观知识增长方面并无太大的建树.     

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的互动平衡——基于期刊管理体制的分析

文章以期刊管理体制为中心进行经验观察与文献分析。研究发现学术期刊是科学共同体自治与国家政治引导实践的一个交会点。学术期刊通过编辑委员会送审的同行评议行为来实现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以及共同体内部行为规范的自律;国家政治引导的监督功能则通过“主管—主办—出版”的期刊科层管理体制嵌入科学研究的传播环节。学术期刊将科学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两者勾连在一起,并呈现出一种“L”形的互动关系,从而保障了自律与他律之间的互补。在期刊出版实践中可积极培育科学共同体的自律素养,适当放宽他律,以促进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的互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