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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小说家将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置于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中加以描绘时,他就使这部小说变成了类似犹太人的哭墙一类的东西。悲剧使一个民族变得深沉。热爱喜剧的民族往往在情感上失之浅薄,他们看重的是机智,即一种智力上的复杂——当然,这样的民族通常是不曾遭受创伤的民族。但一个总在血与泪的惨痛经历中挣扎的民族如果只出现了一些喜剧作家,那它要么集体地患上了历史健忘症,要么就缺乏一种严肃的气质。很难以“好的”或“坏的”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去评判这种集体经验,因为一个即便不依不傍的人,也会在某些时刻有一种沉痛的缺失感,生命的深处突然裂开了一个空洞洞的深渊。“脱离了它们,”伯林在评说这种民族主义情感时写道,“我将成为——换个比喻——脱离了树干的一片树叶,一根枝桠,而只有树才能给它们以生命。”在遥远的阿巴拉契亚山东侧的一个安宁的小镇,有一个安宁的小院落,房主人是已故赵元任先生年迈的女儿和女婿。每个星期五晚上,附近几个小镇的旅美中国学人就会三五成群来到这里,参加房主人举办的“红粥会”。每一次都会有一位演讲者,题目五花八门。有一个深夜,当聚会结束,我在大雪中返回萨姆堆尔填时,我突然想到,我们所有这些人,在这寒冷的夜晚聚在这里,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学术上的见解,而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需要,在异国他乡的一个角落营造和维护一个由汉语、华人、红粥以及友爱构成的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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