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组合结构中词汇语义的变化

组合结构中词汇语义的变化是“词汇-句法语义”贯通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词汇语义的最低层级-词汇义征,考察了组合结构中词汇语义的变化,共区分出组合关系引发的义征凸显、义征增加、义征转化三种类型。其中义征凸显是词汇语义变化的主要类型。作为工程语言学项目,这种考察对句子的理解和生成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汉语幼儿习义元语言研究

依据层级性元语言理论,元符号分为:习义元语言的词元系统,释义元语言的基元系统、析义元语言的义元系统和认知元语言的知元系统。其中,习义元语言的词元系统由基于幼儿认知语言能力形成的日常概念构成,是对客体世界的解释工具。本研究基于"汉语幼儿(2~6岁)日常会话跟踪语料库",通过定量、定形、定性、对比和验证等方法,分别提取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六岁段的汉语幼儿常用词或词元,进一步建构语义系统。首次揭示了汉语幼儿语义系统的成长过程,为深入考察认知语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窗口。     

论华夏汉人对语音的自然感知

本文依据语言类型与文字类型的制约关系，运用比较法论证了华夏汉人对其母语语音的自然感知为随机性音节型，由此又派生出语音的附义性阐释、音乐性感受和比况性审别。这些特征制约着先秦两汉以来的汉语语音探索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与西方音素分析法不同的东方音节类比法的两大分野     

汉藏—高加索超级语系:斯塔罗斯金的论证

20世纪80年代,斯塔罗斯金提出独树一帜的汉藏-高加索超级语系假说,他从词汇、语音、形态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证。但论证材料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义多形、语义分化松散导致比较空间过大;历史背景未及考虑、文献引用时有失误;对应词项没有严格依据语音对应要求等。与沙加尔的汉藏-南岛语系假说相比,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在假说纷纭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要使其假说得到学界认可一时还难以做到。这并不意味着假说就被否定,因为除了传统假说的影响力之外,新假说的认可需要持久的探索。     

历史上的汉语化进程和当代汉语的国际化传播

历史上的"汉语化进程"表现为历史汉语对东亚周边民族和毗邻国家语言的持续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和中央集权制遏制了历史汉语的国际化。没有更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汉语国际化"实际上只是海外华人和少数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热"。汉语的国际化进程要立足于全球化趋势,放眼22世纪,制订具有长期效应的基本国策。     

“句”字右文说

一、引论宋人王子韶创“右文说”,认为“古之字、,皆从右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此后,王观国、戴侗、黄生等人都支持这一说法。至清代小学大倡,认声音通训诂,右文说又得到进一发展,但颇有过激偏颇之词。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出“凡从某之字多有某某义”,“凡从某之字皆有某某义”。前一说近乎事实,后一说则过于武断。黄承吉在《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中则说:“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     

论20世纪中国汉语转型语法学

不同语言类型制约着不同研究方法的自发形成，如果不拘于西方语形语法学的眼光，进行实字语义训释和虚字功能考索的训诂学就是汉语传统语法学。２０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是引进西方理论的“汉语转型语法学”，根据所引进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可分为草创、变革、发展、重建四个阶段。马建忠在１８９８年就创立了“两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叶斯泊森语法哲学是欧洲新传统语法学，从属关系语法与三品说的基本原理存在渊源关系。汉语转型语法学存在两条主线：以普遍唯理为基础的马建忠传统-引进语法哲学理论-吕叔湘的传统·结构语法学；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赵元任传统-借鉴生成语言学方法-朱德熙的结构·语义语法学。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是语义性，东西方语法学合流的基点不应是语形语法学，而应当是语义语法学。     

试论词汇系统的语义性本质

词汇系统论争的症结，不在于争论系统的有无，而在于系统的如何建构。如要建构这一系统，首先是对“词汇系统”性质的界定，其次是对“词汇系统”表达的规划。人类基于范畴化和图式化以认知对象世界，在意识中形成的层次性概念系统，在语言中表现为层次性词汇系统。所谓词汇的系统性就是词汇语义的系统性，所谓词汇系统也就是基于义征分析和义场建构的词汇语义系统。词汇系统的建构，要在大批词语的义征分析基础上才能够逐步实现。     

张琨时空二维研究模式述论──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三

（１）张琨以时空二维框架研究汉语语音史，强调南北方言差异，建立了汉语史研究中的“差异型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由语料性质鉴定、语史观和研究方法三部分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语史观。（２）张琨的语史观可概括为：汉语原始系统假想说，汉语南北平行发展说和文学标准语基础变迁说。（３）与国内的语音史研究主张分期作业不同，张现认为研究汉语音韵史不必划线分期，应集中研究一些重要的音韵变化，然后用合理的办法分析这些变化的前后时代关系。（４）张琨时空二维差异模式虽然较高本汉一维时间直线型模式有所进步，但仍然未摆脱狭隘的“文明一元分化论”，对中华大地上区域文明的复杂性、汉语主体形成的复杂性及汉语形成和发展的多源异质性、推移整合性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在深层文化史观上二者尚无本质区别。     

普林斯顿方言逆推模式述论——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二

作为现代汉语音韵学奠基者的高本汉,自认为是肯定无疑的中国古音研究成果,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广泛的修正,这使他感到意外和震惊.(易家乐1979)然而,无论是赵元任、李方桂、董同和,还是马丁(Samuel Matin)蒲立本(E·A·Pulleyblank),都是针对高本汉对中古或上古汉语的构拟提出的局部或彻底的修正,尚未涉及高本汉的宏观研究模式.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的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汉语古音研究方法,主张以现代汉语方言为研究古代汉语的基础,而不必参考古代文献记录的证据,提出了“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e).参考这一研究的学者们被称为“普林斯顿学派”(Princetonian).他们认为《切韵》音系以及由此上推得出的上古汉语并不能完全代表汉语的祖语,批评了高本汉的简单和单一的发展体系.具体的操作程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