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探讨及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转化率、产业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巨大。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从制度和资金支持两方面推动建立技术转移组织机构（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TLO）,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东京大学作为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其内设产学合作促进本部与东京大学开放研究院、外设全资子公司东京大学TLO的知产管理模式,对其有效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体系,优化工作机制;注重人才培养,搭建校内服务平台;兴办中介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提供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政策引导,创造社会价值;丰富考核形式,坚持质量导向;创办科技企业,鼓励学生创业。     

联合国视角下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国际系统治理

在国际系统治理语境下,实现跨国公司经营行为与国际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治理规范形式的选择上,"硬法"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主权成本"较高,易陷于僵化;"软法"给予国家更多自主选择空间,谈判与修正成本较低,能更快适应国际事务变化的需求,但缺乏强制力.且两者的界限并不完全清晰,在国际法治发展过程中趋于模...     

卖标准一说需要澄清

"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知识产权),超一流企业卖标准"这一说法从何时起在各种媒体上广为流传,已无从考证.笔者根据掌握的相关知识和从业经验,查找相关资料,咨询有关专家,认为"卖标准"这一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现状、演进与特征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始于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经130多年至今已经形成WIPO 与WTO管辖下两大相对独立又相互兼容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地区性或双边自由贸易/投资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并存的格局.其总体趋势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不断提高,范围在不断扩大.透过协议规定的背后可以发现,跨国公司等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施加了影响,甚至某些规定就是它们意志的直接反映.这些对正在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企业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而言,很有启示意义,为它们在未来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修正和完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较有价值的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观的制度化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理念、美好生活权理念、系统治理理念和交流互鉴理念,共同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观。当前,这种人权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制度化成果,但与西方人权观在双边、区域性协定中的制度化相比,还存在不足：生存权的“首要基本”地位不够突出,减贫与就业议题的制度化不够充分,集体人权、新兴人权的制度化不够全面,对程序规则的重视程度不足,交流互鉴理念的制度化不够深入等。建议从章节排布、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三方面,综合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制度化。在充分利用规则切实提高人权保护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中国在人权领域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修改后的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与法规、规章间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仍较为严重,"国民待遇上位偏离"的规定依然大量存在,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等其他市场主体法之间不协调之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执行和法制环境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为此,必须进行修改和完善,提高立法质量,统一法制,树立基本法律的权威.     

“卖标准“之解析

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准则,它是一种公共产品,“卖标准“在逻辑上说是不存在的.对标准涉及的技术所有人而言,其价值在于能帮助其在业内建立垄断地位,从而可把其技术更容易以高价转让出去,获取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