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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两京官署志众多,是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其体例既有对前代官署志体例的袭用与改进,如在史志体中引入传记与图式,在笔记体中杂用传记与编年;又有新创,如黄佐的《南廱志》,仿《史记》体例,分为事纪、职官表、六考与列传四部分,首用纪传体.后“事纪”被代之以“圣训”为代表的皇帝敕谕,诏命等内容,其它三部分实质不变,演进为训传体,契合了官署志的内容特点,最具史学创新价值.两京官署志不乏续修之举,续志又多能对旧志体例进行改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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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署志众多,又以两京为最,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值得探讨。明代两京官署志之修,景泰时始见,嘉靖至万历时逐渐兴盛,以本署官员自发修纂为主。天启初因修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两京官署出现修志高潮。崇祯朝进一步完善,两朝官署修志最为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有专业化的趋势。地方志与政书体系对官署典故的缺载,是两京官署修志的客观需求。官署修志既可歌咏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贤,又可便于本署行事,具备价值示范与行政实践二个层面的功用。两京官署志集中在文职官署,反映了明代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中的垄断话语权,也寄寓了文官群体辅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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