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社俄文排字间见闻

正时代杂志社是1941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与苏联合作所建立的红色宣传阵地。杂志社出版的《时代》周刊,影响十分深广。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把英美侨民投入集中营,把他们开办的报馆、杂志社全部查封。虽然当时苏联与日本的盟国——纳粹德国打得不可开交,但日苏间并没有交战,且两国间又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日本当局允许《时代》周刊的存在。在此期间,《时代》周刊发表     

羊城遇禁——臧伯庸广州诊病始末

我年少时,曾听祖父臧伯庸提及,他当年赴广州为熊克武治病,行李被广州当局所扣,几经追讨,后是由川人吴永珊陪同祖父所委托者共赴广州领回的.待到我青年时,始知吴永珊即著名的"延安五老"(延安五老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之一的吴玉章.我怕当时听错,或后来记错,反而不敢再提及此事了.     

《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补遗

正2014年2月贵刊所载《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一文,提及祖父臧伯庸与孙中山、章太炎及于右任之间的关系。去岁该文作者夏瑜(笔名老老夏)先生采访时,我将祖父臧伯庸与于右任之间关系介绍较详,惜其文章或受篇幅所限,或受侧重面所致,未能全述。本人欲再补充一些史实。民国成立前,于右任先生与祖父虽同处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内,但二人并无来往。直至辛酉年(1921年)前后,于右任哲嗣于武在上海突罹急病,非常凶险,于十分焦急。其一名下属(惜忘其名)常求医于祖父,对祖父医术颇     

祖父臧伯庸与熊克武的友情

2012年9月《收藏·拍卖》杂志,刊载彭长卿先生撰写的《熊克武致臧伯庸一札》的文章。其中所刊登该信札之复印件,是彭先生在二十余年前从老报人兼作家郑逸梅先生处所得到,而郑老却得自于我们兄弟处。熊克武,四川井研人,生于1881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918年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并兼摄四川军民两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熊克武于抗战前,回四川定居重庆,与笔者祖父臧伯庸保持密切的书信来往。他的每封来信,祖父阅后均妥加保存,惜除该信外,其他在"文革"中均遭遗失。从仅存的那封他定居北京后的来信,以其内容来看,可能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或顾及到他自身所处的政治地     

“乐口福”的由来

1931年九福制药公司老板黄楚九病逝。祖父臧伯庸集资20万银圆将九福公司盘下,自任董事长。当时九福的两大主要产品,一为＂百龄机＂,惜因其问世之初,广告宣传过了头,服用者得不到预期效果而纷纷停服,以致销量锐减;另一为＂补力多＂,因与美商派克丹维丝药厂生产的＂舶勒托＂发声相近,有冒名之嫌而官司不断,以致＂补力多＂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1933年虽经最高法院裁定,派克丹维丝药厂败诉,解除了九福停止生产＂补力多＂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