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公羊疏》补正

欲明《公羊》经注之义例,舍徐疏而莫由。然徐疏又有若干缺失,有不得注意者,有举例不当者,有引证迂曲者,有但举例而无疏释者。考其缺失之由,或缘未深思明辨,或因未及分疏,或以归例不当,或是涉笔不谨,又或诸本异同而未能定夺。知徐疏之失,又知其所失之由,则由疏而注,由注而进于经传之义例,治经者庶无虚浮、孤陋之讥矣。     

论《百花时代》及5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洪子诚的《百花时代》在材料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北京的政治方针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界内部力量的消长，在理论探讨上侧重于反思已往政治力量过分干预文学的局面，由此可以引出三方面的思考；一，过去的历史究竟怎样？二，我们持以批评的理论立场是什么？三，我们由此得到的理论启示有哪些。     

论西汉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和其他文化措施一样,从一开始就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是为了恢复久遭破坏的文化制度,一是为了更好地从传统体制和文化典籍中寻找立国安邦的依据。虽然乐府的设立,其最初直接的动因是武帝不满郊祀无乐的现状,但我们在班固的叙述中却看到这种设立还是另有企图。从俗乐的最后发展来看,乐府设立的初衷宣告破产。透过这种明显的背逆,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求有关西汉文学理念以及社会文化的问题与矛盾     

比兴何以难分

作为《诗经》中重要的艺术手法,“比”和“兴”本身的含义长期以来都难以区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影响不同的主体对“比”、“兴”的理解;二是“比”、“兴”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相互交叉重叠之处,难以截然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