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研究：大变局下实践和学术的攻坚时刻

媒体融合成为数字时代新旧媒体、市场与政治、技术与政策、私有与公共、传播与治理等诸多要素和矛盾的汇聚点,形成了一个业界、政界和学术界复杂交融的研究场域,业界话语、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高度混杂。2022年中国媒体融合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上述特点。本文围绕基础理论、县级融媒体、媒体深度融合、元宇宙、媒介化和社会治理等不同主题和热点,展开系统全面的扫描和梳理,以期呈现这一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一年来的知识和思想成果。无论是实践还是研究,媒体融合经历了政策驱动的前期热潮,正处于一个理性回归和攻坚克难的深入阶段。中国媒体融合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和社会治理走向融合的进程中引领全球,也很可能成为中国理论体系和中国话语的先导领域。     

中国媒体融合30年：基于政策的视角

考察媒体融合,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是最自然的视角,而政治逻辑往往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来考量。但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社会主义体制,着眼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正是主导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最重要的内在逻辑。以政策为切入点,以政治逻辑考察30年来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才能更深刻把握中国媒体融合的问题、挑战和战略路径。     

从TikTok到ChatGPT:智能传播的演进机理与变革路径

ChatGPT标志着智能传播下半场的提前开启:以TikTok为代表的由数据和算法驱动内容分发变革的上半场,快速进入了人工智能内容生产(AIGC)的下半场,展现了智能传播对社交传播和网络传播的颠覆性图景。本文从传播学视角,深入梳理数字技术引领下人类信息传播机制的演进全程,解析ChatGPT的传播机制和变革逻辑,探寻智能传播的技术演进方向和变革路径。社交传播实现了对大众传播的范式转变,将大众传播变成了一种特例。接踵而至的智能传播,是人类传播的又一次范式转变,是生产力工具层面和传播基础设施层面的全新重构,将大众传播和社交传播都变成特例。由于智能传播极大地“剔除”了“人”的因素,而且具有深入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强大技术渗透性和扩展性,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传播学界必须迎接并直面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     

中国媒体融合30年研究

媒体融合是一个社会复杂系统的演进历程,需要着眼于技术演进下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范式转变。文章立足于互联网30年来的技术演进历程,从专业逻辑、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等三个维度的变迁,总结各阶段经验与得失。由此得出面向未来的路径选择：以数据为核心,重构自身核心竞争力;立足公共利益,回归使命,构建新的多元合作机制;转变思维模式,树立正确的融合价值观,引领数字传播,重回社会关键角色,并在大国博弈的国际传播新格局中争夺主导权。     

ChatGPT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将带来人类信息传播范式的根本转变,也意味着旧有治理范式的失效和缺失,网络治理进入全新的深水区。ChatGPT作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和通用目的技术（GPTs）发展的里程碑,颠覆了以内容为中心的传统大众传播模式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迎来了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暗网式”大集市传播模式,将极大改变现有的传播规则、传播秩序以及传播伦理,是一次社会权力的再转移和再分配,将给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各个层面带来重大变革与巨大冲击。本文从传播变革的基础逻辑入手,系统研究ChatGPT背后的传播机制和内在规律,深入分析各层面可能面临的治理挑战,并由此建构未来治理逻辑和制度框架的基础。文章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应根据ChatGPT类应用的主流化进程,探索“先发展,再治理”和“边发展,边管理”两种节奏的灵活组合。而且,技术创新是ChatGPT治理的最终决定因素,中国ChatGPT的发展与治理应建立在不亚于甚至超越美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之上。